第三十九章、洛中之山甚是無趣（第2/3頁）

倆少年說金谷澗我們去過啊，沒啥好玩兒的，而且聞名遐邇的金谷園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給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興土木改修，肯定也進不去——“小子等請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觀山景也。”

李矩還想再勸，卻被衛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隨即笑道：“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沒辦法，就派了幾名仆役服侍二少年，復遣數名兵卒護衛，由得他們往城南去了。

等到雙方分道，衛夫人才壓低聲音對李矩說：“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為何事，難道夫君不明其意麽？”

李矩有點兒茫然，便問：“為夫愚魯，還請夫人開釋。”

衛夫人輕輕嘆了口氣，就說：“今南北分途，長江為隔，彼在洛陽，如人質，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豈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遠眺長江，雖不能見，聊舒渴懷也好。”

李矩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嘆息道：“裴、王之間，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豈不知大勢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順，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團聚——這必是王處仲貪戀權勢，特意阻之也！”

在故晉之時，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導要高，但若論名譽，則差得很遠——大家夥兒都認為王導是個忠厚人（其實未必然），而王敦是個野心家（倒是沒有錯），王導溫雅識禮，王敦難脫粗俗氣。故此江南不從王化，這罪魁禍首，多半不在王導，不在司馬睿，而是那個坐擁強兵、跋扈無忌的王處仲了！

再說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執意南向，確實正如衛夫人所料，是思念親人，乃欲趁著佳節登高遠眺。要說洛陽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離比較遠，山勢也比較陡，這一天內就要打個來回，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這委粟山若在十幾年前，估計是不讓爬的，因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過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禪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別建圜丘，同時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澤）。命於冬至日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後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還有天郊禮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禮祭皇地之祗，以操後卞氏配享；宗祀於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總之小年輕曹叡最喜歡各種華而不實的花活兒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級相同的國家級祭祀來，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後，權柄漸移於司馬氏，天子難出洛陽城，這些祭祀活動就全都停了下來。

晉朝建立後，群臣商議，認為“丘郊不異”，就此把二郊禮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給合並了起來，從此最高級的國家級祭祀只剩下三場，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場所分別為圜丘、方丘和明堂。

華朝肇建，對於這路事兒自然也有爭論，主要原因就在於，曹叡當初搞那一套是傾向於鄭學的，晉朝的簡化版反倒是王學“謬說”。

鄭玄老夫子認為有天有上帝，此外還有五帝並立，他還特意給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同時他宣稱周禮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碼事兒。王肅肯定要跟鄭學擰著幹啊，他就主張五帝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間的三公，哪有受國家最高級祭祀的資格呢？而“丘郊不異”，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異名罷了。

如今既然裴該貌似傾向於鄭學而反感王學，自然以董景道為首，儒生們紛紛跳將出來，請求再把“丘郊”分開，並且分祀五帝。對此，裴該卻不肯讓步了——娘的，搞那麽多花活兒，除了浪費精力和金錢外，對國家社稷有一毛錢的好處嗎——下詔仍從晉制。

不過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陽城東南的明堂，還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經殘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陽城，也還沒功夫把這些配套設施給搞起來。於是裴該本著節儉的原則，就光在原址上修復明堂和方丘了，卻將圜丘移到受禪台上——台基是現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錢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該特意把天神、地祗給虛化了，且將上帝等同於人文始祖黃帝，把鄭玄所謂的五帝全都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並在去歲冬至日，舉行了華朝的第一次國家級祭祀——圜丘祭天。

拉回來說，委粟山上既無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覽景，於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護下、奴仆的服侍下，經洛水浮橋而向委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