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大司馬之心

裴該想命虞喜修訂歷法，虞喜卻以此事並非行台所可擅為來推拒，對此，裴該笑笑說：“行台自無修歷之權，但國家並不禁私人制歷啊。倘若卿能修訂舊歷，甚至於更制新歷，於關中指導農時，試之可用，我自然會奏明天子，用卿之歷。”頓了一頓，又說：“況且我晉肇基之時，並未明改正朔……”

所謂“正朔”就是“正統”的意思，用以彰顯本王朝受命於天，根據儒家的研究——其實是附會——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要改正朔，換言之，就是重訂歷法。

據說，夏朝用夏歷，建寅——也就是說以一月為正月，作為一年的開端；商朝用殷歷，建醜——以十二月作為歲首；周朝用周歷，建子——以十一月作為歲首。

其實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這估計是戰國時代陰陽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論，被儒家吸納後所得出的結果，所以第一個正式因此理論而改正朔的，實為秦朝。秦用顓頊歷，建亥，即以十月作為歲首，名為端月（避始皇帝政諱）。

西楚項羽沒搞過類似花樣——或者搞了，但其事未傳於世——一直到漢朝統一天下之後，方才根據儒生們所請，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劉邦和跟著他打天下的多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沒有合適的天文歷法人才，所以仍舊沿用的秦代的顓頊歷。

相關理論，儒生們也是逐漸完善的，逮董仲舒終於基本圓滿，因此西漢到武帝太初年間，才新制《太初歷》，頒行天下。其後的改朝換代，就該王莽登場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邊兒又有一個學究天人的國師劉歆劉子駿，當然要把這禪讓之事徹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漢後就“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醜——至於有沒有新制歷法，史無所載。

根據董仲舒的說法，古來正朔分黑、白、赤三統，於歷則對應建寅、建醜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國祚不長。只是不用一月當歲首，怎麽著也感覺怪怪的，是以中國自東漢復辟以降，大多數時間還是用的建寅——歷代歷法，直到今天的農歷，也才會被統稱為“夏歷”。

故此曹魏簒漢後，仍然沿用東漢《四分歷》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後，小年輕突然間又想起此事來了，於是在與群臣反復磋商過後，便即放棄《四分歷》，正式頒行《景初歷》——主要是《四分歷》運行一百多年以後，偏差越來越大，已經影響到了農時——並且改用建醜，也即以十一月為正月。

還是那話，不以一月為歲首，實在麻煩，所以沒過幾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經過這麽一番折騰，學者們紛紛起而修改舊說，比如王肅就主張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且夏代以前——包括傳說中的炎黃啊、顓頊啊、堯舜啊之類——全是用的建寅。於是傾向於王學的司馬家在篡魏以後，就並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該今日欲命虞喜制歷，隨口就說了：“我晉肇基之時，並未明改正朔。”本來不過拿改正朔之說來給自己編造理由罷了，然而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虞喜是聰明人，聰明人就難免腦補。在他想來，原來大司馬是這個意思……晉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災多難，還差點兒就斷了根兒，可見正朔當改。再往深裏琢磨，所謂改正朔乃權宜之計，最正統的還應該建寅雲雲，這是王肅的主張，而聽說大司馬在關中重用董景道，比較傾向於鄭學……他這是打算通過改正朔來徹底打垮王學嗎？

以裴大司馬如今的權柄，他一旦站出來說王肅所言不對，咱們就應當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會站出來堅決表示反對的——尤其是國家幾至傾覆，倘若把這責任推到已死的王肅身上，是他妄揣經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無謀，那多簡單方便、喜聞樂見啊——則我新制的歷法不就能夠頒行天下了麽？“歲差”之說就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秘藏，而將成為學者們的通論啊！

想到這裏，當即俯首，說：“倘若關中實無可修歷法之人，喜願領受大司馬之命。”

裴該終於說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實他倒並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於是否新制歷法，也在兩可之間——終究《景初歷》用了還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估計起碼還能再順利運行個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見到一名科學家，又怎麽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資助甚至於指引其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