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希臘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君士坦丁堡的情況 保加利亞人作亂 艾薩克·安吉盧斯被弟弟阿歷克塞推翻 第四次十字軍的起源 艾薩克之子與法蘭西和威尼斯聯盟 兩國的海軍遠征君士坦丁堡

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的西部帝國，很快被希臘和拉丁的教會瓜分。信仰和民族的仇恨，仍舊使基督教世界兩個最大的宗教組織，保持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希臘的分裂主義離間最有用的盟友，觸怒最危險的仇敵，使東羅馬帝國墜入衰亡的深淵。

一、希臘人和拉丁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分裂(857—1200A.D.)

在當前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希臘人對拉丁人的憎惡常常是極為明顯和司空見慣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羅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時代以後，出於平等或支配的關系而感到驕傲，擺出不可一世的姿態。後來反叛的臣民寧願與法蘭克人結盟，雙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希臘人在每一個時代，都會因塵世和宗教知識的優越性而自豪：是他們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們宣布了7次大公會議的信條；唯獨他們擁有經義和哲學的語言，那些沉淪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蠻族，對深奧而秘密的神學問題的辯論，根本沒有資格發表意見。那些蠻族反過來又藐視東部的人士，說他們是異端邪說的始作俑者，[157]只有挖空心思的爭辯和永不休止的浮躁，慶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會的傳統，滿足於簡樸純潔的教義。

7世紀的西班牙宗教會議和以後的法蘭西宗教會議，對有關“三位一體”的第三神格[158]加以改進，或是毀棄尼西亞信經。在東部進行的長期爭論中，對於基督的屬性和世系都非常審慎地加以界定，眾所周知的聖父和聖子關系，似乎在人的心靈中產生了一個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難與聖靈相提並論，而且就正統基督徒的認定，聖靈並不是神所賜予的禮物或象征，而是一種物質、一個人、一個神。聖靈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統的方式“已經發生”，這種存在難道僅來自聖父，或是來自聖子？還是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希臘人堅持第一種觀念，拉丁人認定後面這種看法。尼西亞信經在聖父和聖子之間加上“暨”這個連接詞，引起東方教會和高盧教會激烈的爭執。在這場爭論剛發生時，羅馬教皇裝出保持中立的溫和態度，[159]對於山外高盧教友的這種創見，雖然加以譴責，但對他們的這種情緒卻加以認可，很想給節外生枝和毫無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層寂靜和寬恕的面紗，讓人無法一窺真面目。從查理曼大帝和利奧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儼然以心胸開闊的政治家自居，偉大的君王反而自貶身價，像是個性浮躁和滿懷偏見的教士。羅馬的正統教會迎合現實政策所引發的沖動，利奧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條，在梵蒂岡的禮拜儀式中吟唱。尼西亞和阿塔納修斯的信條被奉為正統信仰，如果沒有這些教義，無人可以獲得救贖。現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臘人的詛咒，希臘人否認聖靈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諸如此類有關信仰的項目很難被列入協商的議程，但是那些遙遠和獨立的教會對於紀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規定，甚至就是神職人員從理性方面考量，也認為這種細微的差異無可避免，不會造成傷害。

羅馬的計謀或迷信規定，教士和輔祭要嚴格遵守獨身的職責，對希臘人而言守貞只限於主教，這樣的犧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為補償，或是年事已高易於克制。教區的教士可以成為父親，能夠與進入聖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樂。11世紀“無酵餅”的問題引起激烈的爭辯，無論在東部還是西部，領聖體儀式本質上的差異，在於使用“發酵”還是“無酵”的面包。在這本嚴肅的歷史著作中，我對於拉丁人長期處於守勢，是否應該提一提對於他們的嚴厲指責？他們忘記了使徒要遵守的教義，不得食用動物的血和絞死而未放血的動物，每個星期六還要禁食，這都是猶太人規定的律法。在大齋期的第一周，他們允許食用奶類和奶酪，[160]那些意志不堅或體格虛弱的僧侶還可以盡情吃肉，要是沒有植物油就用動物脂肪來代替。在洗禮中塗聖油只限於主教團，主教就像來到教堂的新郎，手裏戴著戒指。他們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胡須，把人浸在水裏就算完成洗禮。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被這些罪行激起憤怒的狂熱情緒，拉丁教會的神學家以同樣的狂熱肯定這些神聖的行為。

固執己見和民族恩怨，對於任何爭論的問題都會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希臘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領導地位的高級教士強烈的好勝心理：要維持古老都會教區至高無上的地位，使之居於所有的教區之上；要使統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獨一無二的權勢，不得屈居於任何城市之下。大約在公元9世紀中葉，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烏，[161]原來是衛隊隊長和禦前大臣，靠著功勞和寵愛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長這個極其難得的職位。他的學問淵博，甚至教會方面的知識也勝於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從未受到任何譴責，但是他的任職過於倉促，晉升也不合常規。那位受到排擠的前任伊格納提烏斯，仍舊受到公眾熱情的擁護和追隨者頑固的支持。他們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訴，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滿野心的羅馬教皇，正巧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東部的對手進行審判和定罪。後來因保加利亞國王和民族的教會管轄權而發生沖突，他們之間的爭執變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亞人皈依基督教，對這兩位最高職位的教士不會產生任何作用，除非他們能夠計算出來，在自己管轄的教區之內有多少臣民改變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