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格列高利二世反對銷毀聖像和意大利的叛亂(727—728 A.D.)

耐性十足的東部勉強拋棄神聖的圖像。意大利人獨自抱持著宗教的熱忱，對於這些圖像極為珍視百般保護。就聖職位階和審判權責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長與羅馬教皇居於幾乎平等的地位，但是希臘的高級教士在統治者的眼裏不過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頷首作勢，就會從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從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蠻族之中，處於遙遠而又危險的位置，激發起他們的自由精神。主教由民選產生，因此能夠得到羅馬人的歡心，有高額的年金收入使公私兩方面都獲得滿足，拜占庭的皇帝處於弱勢加上對西部的忽略，逼得他們無論在戰爭還是和平時期，首先考慮的事項是羅馬的安全。教士曾經在逆境中受到磨煉，君王的德行和抱負不知不覺地就會對他產生熏陶的作用，無論是意大利人、希臘人還是敘利亞人，只要登上聖彼得的寶座，就會養成同樣的作風，采取同樣的策略。在失去軍團和行省以後，教皇憑著個人的才能和運道，再度使得羅馬恢復最高的權位。在公元8世紀時，一般人認為教皇的統治權建立在叛亂的基礎之上。經由“聖像破壞者”的異端邪說引起，這種叛亂不僅正當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為，在這個令人難忘的鬥爭中，被他們的朋友和敵人憑著各自的意願，做出很多不同的解釋。

拜占庭的作者們異口同聲宣稱，在規勸沒有產生效果的情況下，正式提出東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剝奪褻瀆神聖的暴君對意大利的稅收和主權。希臘人看到教皇的勝利所獲得的成就，更明確地表示要將“聖像破壞者”逐出教會，由於他們強烈依附於宗教而不是國家，認為這些擁護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熱情和正統的立場，不但沒有給予指責反而加以贊頌。現代的羅馬捍衛者抱著急切的心理，接受諸如此類的贊頌和先例。要求皇家異端退位下台這種偉大而光榮的做法，獲得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和貝拉明的褒揚。要是有人向他們請教，為什麽沒有人嚴厲譴責古代的尼祿和尤利安？他們的答復是原始教會之所以忠誠依順，唯一的原因在於軟弱無力。[24]在這種情況之下，愛與恨產生同樣的效果。那些帶著宗教狂熱的新教徒，力圖使君王和官員燃起怒火和心懷恐懼，因此對於兩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對合法的統治者，必須詳細敘述他們那種傲慢和叛逆的行動。[25]高盧教會絕大部分是溫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們為“聖像破壞者”辯護，尊敬聖徒卻不贊同所衍生出來的罪孽。這些擁護者對皇冠和法冠一視同仁，以公正、聖書和傳統為標準，來界定出史實的正確性，並且求助於拉丁人的證據以及教皇本人的傳記[26]和書信。

格列高利二世寫給利奧皇帝的兩封信函，原件仍舊留存世間[27]，即使不是雄辯和邏輯的最佳典範，也能展現出教皇國創始人的形態，或至少可以看出經過掩飾的面貌。格列高利對皇帝這樣表示：

在過去那純潔而幸運的10年裏，我們每年能夠安詳享受你所賜予的恩澤，皇家的信函經過禦筆簽署，神聖的誓言保證忠於祖先傳留的正教信條。但現在，這是何等可悲的變化!這是多麽駭人的傳聞!你現在指責正統基督徒的偶像崇拜，這種控訴只會暴露自己的不敬和無知，我們被迫對這種無知采取粗魯的辯駁方式：神聖的書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夠開導你那神智不清的頭腦。要是你進入文法學校自稱是宗教信仰的敵人，那些純潔和虔誠的兒童也會氣得把啟蒙課本砸在你的頭上。

經由這段頗為得當的致意，教皇試圖用常見的說法，試圖將古代的偶像和基督徒的圖像區別開來。前者是出於想象的魅影或魔鬼，真正的上帝在那時還沒有用任何可見的方式顯現他的面容；後者是基督、聖母或聖徒的真實形象，經過不計其數的奇跡，表明這種相關的崇拜不僅無罪而且有益。他真以為利奧三世對教會的歷史一無所知，因為他認定圖像的永久運用是起於使徒時代，可敬的圖像在正統基督教會的6次會議上都有出現。從基督教現在所具有的優勢和當前所施展的作為，可以引申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論點：基督教世界的和諧不再需要舉行大公會議。格列高利很坦誠地承認，只有在正統基督教皇帝的統治之下，這種會議才會產生作用。輕率和不仁的利奧三世所犯的罪行還不僅是一個異端而已，格列高利向他推薦和平、沉默，以及真誠服從於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的精神領導。民政和教會權責的區分由教皇來決定，他把肉體撥給前者，而靈魂歸於後者。正義的劍掌握在官員的手裏，逐出教會這更為銳利的武器則委托給教士。在執行神聖的任務時，狂熱的兒子不會饒恕有罪的父親，聖彼得的繼承人可以合法譴責世間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