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指導和最後的受洗(337 A.D.)

信奉新教勤於思考的讀者，認為君士坦丁敘述自己改變信仰的過程時，以慎重其事的態度有意做出偽證，將假說真。讀者還可能不假思索斷言，他在選擇宗教信仰時，完全基於自身利益(據一位不信上帝的詩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壇作為階梯以登上帝國寶座。然而像這樣苛刻而絕對的結論，從對人性的理解來看很難成立。在宗教狂熱流行的時代，可看到最會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時也會為自己所挑起的狂熱所感動；即使是最正直的聖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險的特權，拿欺騙說謊和虛偽作假的手段來保衛真理大業。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決定信仰的標準，同時也指引他們采取行動；同樣出於世俗利益的動機，君士坦丁經深入地考量，認為這會影響在公眾面前的行為和聲望，就在不知不覺中選擇名利雙收的教派。公眾認為他被上天派來統治人世之說，可滿足個人虛榮。他在事業上的成就證實，君權神授的說法完全以基督啟示的真理為基礎。無意中誇大的頌揚有時能激發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開始所表現的虔誠或許是故作姿態，但經由贊揚、習慣和典範的影響，逐漸變成嚴肅的信仰和熱誠的皈依。新興教派的主教和學者，若從衣著和舉止來看都不配進入宮廷，卻被邀請與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遠征。他們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288]，智慧超群，令君主心儀不已，異教徒說是使用魔法的結果。拉克坦提烏斯發揮西塞羅的辯才潤飾《福音書》箴言，[289]歐西比烏斯奉獻希臘人學識和哲理來服務宗教，[290]兩人被君王視為摯友，交往非常親密。辯論大師可以耐心觀察他被逐漸說服的緩慢過程，以此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質和理解能力，很技巧地提出各論點，使他易於接受。

無論身為皇帝的教徒會帶來多少利益，他與數以千計信奉基督教義的臣民的最大差別，是身著紫袍的榮譽地位，並非異於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進步的時代，使格勞修斯、帕斯卡爾和洛克[291]加以贊賞或深為信服的道理，能讓知識有限、頭腦簡單的軍人完全接受，這不應看成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談起這位軍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極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勤奮學習聖經教義，撰寫神學論文，然後拿到人數眾多的集會去宣讀，獲得聽眾的如雷掌聲。在一次至今尚可見到原文的長篇大論演說中，皇家的傳教士詳細論述許多有關宗教的道理，但他滿懷喜悅之情，暢談西比萊的《神諭集》[292]和維吉爾的第四首《牧歌》[293]。在耶穌誕生前四十年，曼圖亞的吟遊詩人似乎受到以賽亞的神聖啟示，[294]用充滿東方宏偉象征意義的壯麗詞句，歌頌聖母重臨人世、蛇的誘惑失敗和即將出生的上帝之子。這位天神朱庇特的後代，將洗掉人類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統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種族即將茁壯成長，原始簡樸的國家即將遍及世界，純真幸福的時代即將重新出現。詩人可能不了解偉大預言的秘密語義和目標，最後被加在一位執政官的幼兒頭上，這位執政官也可能是執政三人團之一[295]，結果變得毫無價值可言!如果對第四首《牧歌》所做的一種崇高的、可能看起來會有點似是而非的解釋，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變更宗教信仰，那麽維吉爾可算是傳播福音最傑出的教士。

基督徒的宗教活動和禮拜儀式都非常神秘，竭力避開外人的耳目，甚至連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與聞，借此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出於小心謹慎，制定種種十分嚴厲的教規，卻對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這也是出於審慎的做法，因為不惜采取遷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會的陣容，此事極為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擔基督徒的義務之前，便已獲得允許或者至少是默認，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權。在執事宣布異教會眾退出大會會場時，皇帝不必離開，可以與信徒共同祈禱，聆聽主教的討論，宣講最深奧復雜的神學問題，參加盛大的復活節和各種神聖的守夜儀式。他甚至當眾宣布，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參與者，更可以說是親身體驗基督教各種神秘活動的教士和導師。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擺出與眾不同的架勢，事實上根據他的貢獻，他確定有這種資格。在時機尚未成熟的狀況下，宗教過分嚴格的措施，很可能會斷送掉改變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會遵守嚴厲的規定，把這位君王拒之於千裏，他又已經拋棄供奉多神的祭壇，那麽帝國的主人便沒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後一次前往羅馬時，騎士階級組成歡迎的隊伍，他拒絕在前面領導遊行，也拒絕當眾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廟許願，等於放棄並侮辱祖先的迷信傳統。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禮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無論是他本人或他的圖像，將永遠不會出現在偶像崇拜的神廟之中，同時他卻向各行省散發很多種獎章和圖片，顯現皇帝參加基督教儀式虔誠而恭敬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