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提比略到伽利埃努斯時代基督徒之景況

德爾圖良在《護教論》中列舉兩個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時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發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馬可·安東尼頒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僅要保護基督徒的清白無辜，甚至證明了基督教教義的神跡，完全肯定其所應有的真實性。

在這兩個案例之中，第一個例子顯然存有難解的可疑之處，令人無法輕信。大致有以下幾個疑點：首先，龐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經稟告皇帝，說曾經將一個清白無辜的人，而且似乎還是個聖人，極不公正地判處死刑。因而，雖然自己不具備應有的條件，卻有成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險。其次，公開表示蔑視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卻忽然想到要把猶太人的彌賽亞，歸入羅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對提比略唯命是從的元老院，居然敢違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對元老院的抗拒態度，非但沒有表示生氣，反倒很高興保護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實施，在教會實際存在獲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護基督徒免受嚴刑峻法的傷害。最後，有關這樣一項異乎尋常事件的記錄，雖然保存在完全公開和絕對可信的文卷之中，卻沒有被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發現，只顯現在這位在提比略死後160年據以撰寫《護教論》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

第二個例子說馬可·安東尼頒布詔書是出於感激之情，因為在馬科曼尼戰爭中，他向上帝祈禱，竟使他神奇獲救了。好幾位異教徒作家都曾連篇累牘記述羅馬軍團陷入困境，暴風雨和冰雹如何及時來臨，一時間雷電交加，以致蠻族軍隊在恐懼中望風逃竄等情節。如果當時軍中有基督徒，在這樣危險的關頭，當然會把這一切歸功於為了自身以及全軍的安全而做的祈禱。但是，黃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帝國的獎章以及安東尼紀功柱，卻都非常肯定地說明了一切。無論是君主還是民眾，沒有人發現基督徒有這樣重大的貢獻。因為毫無例外，他們會把獲救歸功於朱庇特的庇護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馬可臨朝那段期間，他作為哲學家始終鄙視基督徒，而作為統治者隨時會對基督徒施加懲處。

命運反復無常難以窺測，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種種苦難，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終止(180 A.D.)。羅馬帝國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獲得康茂德寬容政策的保護。康茂德最寵愛的嬪妃，就是那位策劃謀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亞，對於受迫害的基督教會存有異乎尋常的偏愛，盡管她的罪惡行為和福音戒律無法兼容，但是她可能希望通過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保護者，而為女性的脆弱所引發的不正當行為贖罪。在梅西亞的仁慈庇蔭下，基督徒安然度過13年的殘酷暴政。等到塞維魯家族統治帝國時，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較家仆更為親密的關系。皇帝有次患重病時，有個奴仆呈獻塗身的聖油，對身體和精神極為有效，他因而重用宮廷幾個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媽和教師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輕的君王顯露出仁慈心，那也是偶發事件，雖然微不足道卻與基督教的發展大有關系。在塞維魯統治下，民眾對宗教的憤怒情緒受到制止，嚴峻的古老法律也暫時束之高閣，各行省的總督滿足於每年從轄區的教會收取獻禮，以作為他們奉行寬容政策的代價和報酬。[451]小亞細亞和意大利的主教，為決定慶祝復活節的時間引起爭論(198 A.D.)，最後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靜時期的最重大事件。後來改信基督教的人數日益增多，終於引起塞維魯的注意和疑慮，在此之前，教會的安寧一直未受到幹擾。為抑制基督教發展，他頒布一份詔書，雖是針對新入教的人士，但若嚴格執行起來，熱心的布道者和傳教士難免遭遇到危險和懲罰。在這次並不嚴厲的宗教迫害中，仍可看到羅馬和多神教的寬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儀式的人，任何申辯和解釋都會欣然接受。

但是，塞維魯制定的法律，很快就隨著皇帝的權威同時結束，而基督徒在經歷了忽然襲來的暴風雨之後，接著享受了38年(211—249 A.D.)的安寧時光。在這以前，他們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隱蔽地點舉行集會，現在已擁有舉行禮拜儀式的專設館所，[452]甚至在羅馬城內購置土地供教會使用，還可以公開選舉神職人員，選舉的方式堪稱楷模，亦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453]這一段較長時期的平靜使得教會的聲望日增，出身於亞細亞各行省的君王，他們的政府顯然對基督徒最為溫和。這個教派的傑出人士，無須哀求宮廷奴仆和帝王情婦的保護，而是作為教士和哲學家被敦請進宮。早已在人民中傳播的神秘教義，現在也不知不覺引起君王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