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耳曼人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組織

從查理曼大帝時代開始，[467]經過10個世紀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氣候變得更溫和，土地也更為肥沃，在同樣面積的地區內，目前可以輕易維持100萬農夫和工匠的人口，過去卻無法用簡單的生活必需品，供應10萬名懶惰的戰士。[468]日耳曼人將廣大的森林棄而不用，除了狩獵以外，其余大部分的土地用來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積，進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這樣做之後卻還埋怨國土的欠缺和貧瘠，無法維持為數眾多的居民。他們沒有維生的技藝，經常發生饑饉，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遷移出去，[469]減輕民族所遭遇的災難。文明人擁有財產和享用財產，才能與國家的進步產生密切的聯系，這是定居在一塊土地上的有力保證。

日耳曼人隨身攜帶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他們的武器、他們的牛群和他們的婦女，欣然放棄沉靜的森林，抱著無窮的希望去進行搶劫和征服。人數龐大的群眾從這個民族的大熔爐中一擁而出，因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們的後裔對這一點深信不疑，使得這種向外遷移的現象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有這樣一種學說經過渲染逐漸成立，聲譽卓著的學者也表示贊同，那就是在愷撒和塔西佗的時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數還要多。[470]經過深入探討各時代的人口問題，證明這些現代的智者，他們的假定不但錯誤而且極不可能。馬裏亞納和馬基雅維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羅伯遜和休謨在這方面更有成就。[471]

如日耳曼這樣好戰的民族，既沒有城市、文字和技藝，也沒有金錢，卻能夠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蠻狀態下找到的一些補償。就好像我們的欲望和財產，成為專制政治中難以解除的桎梏一樣，只有貧窮能使他們保有自由。塔西佗說道：

在蘇歐尼族當中，財富掌握在高階人員的手裏，因此他們臣屬於一個絕對專制的君主，對人民毫無信任，甚至不讓他們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區那樣。他們既不將武器交付給公民，也不交付給自由人，而是托付給奴隸。他們的鄰居賽東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隸都不如，全部要服從一個婦女的命令。[472]

在提到這些例外事件時，這位偉大的歷史學者非常清楚政府機能的一般理論。我們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財富和專制，用什麽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遙遠角落，澆熄在羅馬邊境熊熊燃燒的大火。再來是那些丹麥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們的後代以頑抗不屈的精神著稱於世，怎可能如此聽命於人，放棄日耳曼人自主不羈的偉大個性？[473]或許，在波羅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雖然沒有完全放棄個人的權利，但卻承認國王的權威。不過，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區，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與其說是經由普遍與明確的律法決定，不如說是由血統、勇氣、辯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優勢來加以制約。

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為了共同防衛而采取自願參加的聯盟方式成立政府。為了達成目標，每個人必須舍棄私人的意見和行動，服從大多數參與人員的決議。日耳曼的部落滿足於這種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會架構，一個雙親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時被引入同胞所組成的會議，被很莊嚴地授予矛和盾，成為軍事共和體制內地位平等而能發揮作用的成員。部落的戰士會議，在固定的季節或突發的危險狀況下召開，會議議題包括有關防衛措施的檢討、官吏的選舉以及和平與戰爭的重大事務，每個人都有發言權，最後再做決定。有時這些重要的問題會事先經過審慎的考量，在特別推選的部落酋長會議中再提出來討論。官吏可以審慎地思考，然後用言語說服參加會議的人，而人民只能參加表決和貫徹執行。日耳曼人在下達決心時，不但快速而且會運用激烈的手段。蠻族習慣於肆無忌憚地發泄情緒，逞一時之快而漠視未來所產生的後果，心中滿懷憤怒，表現出藐視的神色，根本不理會法律和政策的約束，常用毫無內容的牢騷話，表達他們對懦弱商議的不滿。等到一位口若懸河的演說家，提議大家要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奮發圖強，不論是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還是要從事危險和榮譽的行動，全體都會用矛敲擊著盾，發出巨大的響聲，以表示對會議的熱切贊美。日耳曼人經常隨身攜帶武器來開會，此時最值得擔憂的就是心志不堅的群眾被不合的言辭和大量的飲酒所催動，拿出武器來宣示他們憤怒的決心，並且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波蘭的議會經常發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數眾多的黨派屈服於狂暴而激情的小組織。[474]

日耳曼人在危險的時刻選出部落的領袖，要是局勢非常嚴重而急迫，幾個部落可以共同推舉一位將領，最勇敢的戰士會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僅是發號施令的方式來指揮同胞投入戰場。他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還是難免遭人疑忌。這個權力會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時並不承認任何最高領袖，不過，在一般的會議上會指派“諸侯”[475]，負責在各自的區域之內執行法律，也可以說是調解糾紛。在選擇這些行政官員時，家世和功勛同樣的重要，聯合政府會派給他們衛士及一個百人議會。早期的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榮譽，羅馬人會用合法的頭銜來向他們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