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徽宗的浪漫生活（第5/17頁）

徽宗執政之初，虛懷若谷地聽取各種不同意見，相當令人贊嘆。宰相張商英勸告他要克勤克儉，防止奢華，不要大興土木，抑制僥幸取寵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讓人整修升平樓，還特意告誡工頭：如果張宰相經過這裏，須速把工人們藏到樓裏去，不要讓他看到。曾經有一個很敢說話的臣子，抨擊童貫等宦官胡作非為，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一直談到暮雲四合時分。徽宗饑腸轆轆，餓得受不了了，他站起來邊走邊說：今天先到這兒，我餓壞了，找機會再聽你說吧。誰知，這位愣頭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讓他走，以至於把衣服都撕壞了。徽宗大叫道：“有話好好說，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報答陛下！”徽宗相當感動，說：“有這樣的臣子，我還有什麽可憂慮的。”皇帝的侍從過來為他換衣服，他說：“給我好好保留起來，將來用它表彰正直有節操的大臣。”

此時的徽宗，表現得似乎特別喜歡廉潔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個為政清廉的縣官被推薦給他，他把這個人召來談話，發現此人確實不錯，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禦史，並且對他說：“方今士大夫寡廉鮮恥，你懂得義理，這就是我特別召你來的原因。”有一位中書舍人，相當於為皇帝起草詔書文告的機要秘書，為人坦率耿直，徽宗對他說，“我每次聽這幫臣僚們談話，總覺得不是內含奸詐，就是馬屁撲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賴你這樣的人。”

登極之後，徽宗曾經覺得皇宮建築過於豪華，容易讓人沉淪喪志，對宰相說：“仁宗皇帝制作了一個寶座，覺得太華麗了，於是放到大相國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裏會知道宮中如此過分的情形呢？”

種種資料顯示，這位青年皇帝聰明、敏銳，很有一股子銳意進取的勃勃生氣。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國發布詔書，表示自己對於元豐、元祐沒有成見，一切只看對國家是否有好處。任何傷害國家利益者，不論是元豐還是元祐，必與國人共同唾棄之。

一個月後，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表示出一種不偏不黨、除舊布新的氣魄。

徽宗初年，氣象萬千，青年皇帝，奮發有為，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無窮希望。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又如何變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趙佶為什麽在未來的歲月裏整個變了一個人？與登極之初的他比較，怎麽會變得讓人根本就無法辨認？這實在是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問題。

四百七十年以後，一位大明天子萬歷皇帝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變化。但是，萬歷皇帝的變化有明顯的蹤跡可以追尋。當時的首輔張居正死後，萬歷皇帝突然發現，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師相”張居正，原來過著兩面人的生活：在公眾面前和私下裏、當面所說的和背後所做的二者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於是，這位性格相當單純，而且也還算富有才華的皇帝大受刺激，導致他由一個好學上進的青年，一步步變成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們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這樣變化的理由。找來找去，我們相當無奈地發現：只能把這種變化的原因，歸結於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輕佻、藝術家氣質和蔡京的影響。正是這些因素雜糅在一起，彼此強化著發生效力，遂使這位皇帝變成了後來人們心目中的那副模樣。

從現有史料上看，宋徽宗當上皇帝時，蔡京已經享有了相當廣泛的聲望。反對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卻也大有人在。當他第一次成為徽宗皇帝的宰相時，為數不少的帝國臣民熱切地期待著，希望他能輔佐皇帝，領導這個國家走向興盛。據說，此人天賦異秉，有一種相當奇異的本領：他可以若無其事目不轉睛地盯著正午的太陽看，而且是長時間地看，一眼不眨。在時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堅定擁護者，以毫不留情地打擊保守派著稱，因此，在變法派失勢時，也遭受了同樣無情的打擊。

但是，細心的人們也注意到，當保守派掌權時，蔡京曾經相當巴結地在五天之內，就在自己轄區內廢除了新法，並向保守派領袖司馬光報功。這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的政治操守。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種懷疑不幸成為了事實。而在當時，歷經神宗、哲宗、徽宗三個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復復的殘酷搏殺後，到徽宗並沒有什麽治國方略、準備再次依靠變法派時，蔡京手中高舉的變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為強有力的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