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都是王安石惹的禍？（第6/14頁）

王安石說：“不然。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裏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裏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從後來發生的情況判斷，皇帝很可能有過短暫的猶豫，但最終還是支持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促使皇帝作出此項決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則可能是下列兩點：

其一，帝國財政狀況日益困窘，天步艱難，已經很難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論的確具有極強大的說服力量。

至於年輕皇帝的爭強好勝，毫無疑問是一個基礎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負責帝國的變法事宜。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

此時，距離宋太祖趙匡胤去世，已經過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龍椅上治理這個龐大的帝國。雖然從疆域上看，不如漢、唐那般遼闊，可是如此花團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難道是古人所曾經見識過的麽？誠如我們所知道的，北宋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絕大部分已經登場：寇準、梅堯臣、範仲淹、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曾鞏、司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歲的蘇東坡和他的弟弟蘇轍，也由四川眉山來到京城，並且一舉中第，東坡在三百八十八位進士中，幾乎名列榜首。據說，僅僅因為主考官歐陽修判斷失誤，以為這麽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於是，為了避嫌，把該文的名次往後錯了一位，就此才委屈東坡成為第二名。黃庭堅、秦觀諸人也已接近弱冠之年，意氣風發地嶄露頭角。李清照、陸遊、辛棄疾們還要再過一些年月才能大放異彩。大宋帝國，星漢燦爛；他們雅歌投壺，詩酒唱和，光風霽月，文采風流；可能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已然處身於中國古代文化的最高峰處，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

然而，高處不勝寒，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卻憂心忡忡。他們最清楚，在這繁花似錦的後面，國家積貧積弱之勢已成定局，且已經積重難返。

所謂積貧，並不是說國家貧窮。事實上，大宋帝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巔峰時代，肯定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最發達的國家。舉凡農業、手工業、商業、國際貿易、城市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工藝改進等等，無一不是最輝煌的時期。不幸的是，帝國同時又以積貧積弱著稱，形成令人相當無奈的局面。

積貧指的是帝國國家財政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與冗官。

太祖皇帝在實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將政策的同時，創設了募兵制度。據說，這是開國之初太祖皇帝趙匡胤相當得意的一項設計。史書記載說，趙匡胤曾經與趙普等二三重臣商討“可以為百代之利者”，趙普們出了許多主意，皇帝都不滿意。最後，太祖趙匡胤認為只有養兵一法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意思是說，遇到災荒年景，將饑民招募為兵，可以避免饑民作亂；正常年份，即便有軍隊作亂，而百姓也不會參加。於是，大宋建立了由國家財政養兵的募兵制度。實際上，是將軍隊作為收留饑民和地痞流氓、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機構，使之不被放到社會上去滋事。

這套制度短期來看的確不錯，時間一長，則一塌糊塗。

百姓一旦應募為兵，便被輸入官府軍籍。這些入了軍籍的人們，行不得經商，居不得為農，生老病死皆不許脫籍為民，妻子兒女全部都要仰食於官府。於是，兵營裏便到處都是老弱病殘之兵。這種兵，一旦開戰，如何上得了戰場？於是，再大量招募精壯之兵。就這樣，太祖開寶年間，禁、廂軍部數為三十七萬人；太宗至道年間增至六十六萬；真宗天禧年間為九十一萬；仁宗慶歷年間為一百二十五萬；到此時，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經到達一百四十萬有零。我們耳熟能詳的梁山泊好漢——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所教練的八十萬禁軍，蓋源出於此。

帝國禁軍屬於中央正規軍，其士兵每年的軍餉軍糧，通扯合計為每人五十緡錢。這裏的緡，指的是一千錢，作為錢幣的計量單位時，和貫的意思差不多。以當時的購買力折算，五十緡大約不到今天的一萬元人民幣，供養全家一年的花銷，不算富裕。廂軍則為地方部隊，其士兵的軍餉軍糧還要再少一些，大約為三十到三十五緡，約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幣左右。這些僅僅是平日養兵所需，還不包括戰時的後勤保障、轉運、賞賜、組織動員、損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時，每年軍費開支約四千八百萬緡，時人估計占全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這個數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