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第6/8頁）

20日黎下令補任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總理。黎在天津並不能自由拍發電報，所以這些電報都派人到上海拍發。黎打算通過唐紹儀以拉攏南方，尤其是孫中山。同時和奉系、皖系合作，把國會和政府都遷到上海來。這當然是一條可行之路，當時孫中山和奉、皖兩系正醞釀組織反直系的大同盟，黎現在被直系趕下了總統寶座，他當然尋求反直的各派來支持他。

李根源隨黎元洪到了天津，奉派代理國務總理，有一封信給唐紹儀，正可看出黎的打算，原函如下：

“少川先生鑒：前上一函，度承惠察。總統之意。俟國會政府移至南方，即將大政交院攝行。遇有重要事宜，仍願負責主持。至於大位問題，宜從根本上著想，不當使軍人幹位之事，再行發現。最好為一勞永逸之計，將總統制改為委員制，依照瑞士成法雲雲。聞南方政見多歧，先生主持其間，定有良策。總統囑以此意錄呈，以備參考。伏維鑒納！總統不久即可至滬，正式組織政府。惟請我公全權主持，務乞大力先期籌備。專此敬請勛安！李根源敬啟，六月二十日。

再根源素懷關於立國根本大計數事。並附呈：（一）總統選舉，不專屬之國會，須要各省省議會各法團共之。（二）現役軍人不得當選總統，必退役二年以上，始得當選。（三）總統不得連任。（四）促進國憲，並分訂省憲。（五）厲行裁兵，全國常備兵額，不得超過三十萬人。（六）首都駐兵二萬人，由各省區分配輪流派遣。”

黎還有一個計劃，擬任命段琪瑞為討逆軍總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張作霖為第二路司令，盧永祥為第三路司令，並以自己的同鄉親信陳宦為參謀長。可是息隱天津的段祺瑞對黎這個計劃嗤之以鼻，他冷笑說，討“逆”我不會自己討，要你姓黎的給我命令？真是笑話。黎聽說段不肯屈就，又想改任張作霖為討逆軍總司令，閻錫山和盧永祥為副司令。可是張、閻、盧都表示得很冷淡。他這次上台完全是直系捧出來的，現在被直系一腳踢下台來才想求助於人，大家對這個赤手空拳、無兵無將的空頭總統，根本不屑一顧。

黎曾向銀行抵借12萬元，在天津成立“國會議員招待所”。這筆錢很快就用光，少數受他招待到天津的議員又紛紛回到北京去了。

黎在天津仍儼然以總統自居，他經常有公函送給外交團的領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禮德，說這樣說那樣，符禮德開始還把他的公函當作一回事，隨時照譯照轉，後來見黎的文件越來越多，而且大多是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駢體文，而外交團的華文秘書也沒有熟讀《佩文韻府》，很難體會，因此符禮德便在外交團的聯席會議上聲明，黎的文件沒有照轉必要，以後都不轉發了。

張紹曾看見各方攻擊攝政內閣是個群龍無首的內閣，因此又想回到北京復職，但是王承斌卻給他潑了一盆冷水，通電反對他復職，他只好走向黎元洪同一命運。

黎元洪在天津四處碰壁，因此決心南下，他的左右，如姚震、李思浩、陳宦等均贊成黎去上海，息隱天津的段祺瑞也表贊同。不過到上海，不能不看浙江軍務督辦盧永祥和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的態度，這兩人一直未表示迎黎南下，黎覺得要等盧、何態度明朗殊不容易，決心置之不顧，乃秘密搭乘日輪長府丸，偕李根源、陳宦、莊景珂和日本醫生二人南下，於9月11日（12年）抵滬，下榻法租界杜美路26號，當晚即在寓邸邀請唐紹儀、章炳麟、李根源、褚輔成、章士釗、陳宦、饒漢祥、鄭萬瞻、焦易堂等密商。會後發出一道通電雲：

“元洪忝受國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鮮，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禍。惟念紀綱不可不立，責任不可不盡，業於九月十一日到滬，勉從國人之後，力圖靖獻，謹此奉聞。”

又有致廣州孫中山電雲：

“（上半段與前電同）……我公昔在清季，與元洪共開草昧，休戚與共，惟望共伸正義，解決時局，海天南望，佇候教言。”

9月12日黎在寓邸招待新聞記者，發表書面談話如下：

“余在國會未曾有正當解釋任期之前，總統地位，當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職權而移津，然天津依然為暴力所包圍，乃不得不轉而至滬。上海為輿論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來深欲征取各方意旨，並將中心所懷，報告於眾，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決之道。連年兵禍，國民已創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尋求國是之解決，雅不欲訴諸武力。余對於總統之位，毫無戀棧之意，亦無作下屆總統之野心，惟進退授受，當遵法定手續。今法紀蕩然，長此混亂，國何以立？余故不憚跋涉而來滬，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維法律而整綱紀。故余南來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維持法律，整飭紀綱而已。至現在北京之攝閣，毫無法律根據，今合法內閣之總理為唐紹儀，仍有施行政事之權力，滬上之國會，為主張正義而來，彼開會時，余當出席報告，請其維持法紀而固國本。余之行動一遵民意，而以法律為根據，如有能整飭紀綱，維持法律者，余即當按法定手續以政權相授，決不遲疑戀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