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南北之間

孫中山主張先裁兵再謀全國統一的計劃，曾獲黎元洪、張紹曾、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的贊成。不過張紹曾認為裁兵問題必須召集全國性的軍事會議才能解決，所以他仍主張先召開“國事協議會”解決統一問題。黎、張兩人本來打算派代表到上海與孫商討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辦法，不料12年1月26日廣州發生了沈鴻英的江防事變，張紹曾錯誤地認為孫中山在南方已沒有實力，已經無足輕重，因此所派代表臨時中止出發。

同一時間，曹錕和吳佩孚一再催促北京政府發表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的命令。吳佩孚本來很瞧不起沈鴻英，認為沈是個反復無常的小人，可是陳炯明垮台後，吳覺得沈鴻英還可利用，所以要他督粵。張紹曾本來反對這兩道任命，曾以去就力爭，拒絕發表。江防事變後，張認為沈在廣州得勢，所以也打算同意沈的新命，不過在北京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卻大為反對，因此張於1月30日改下命令嘉獎陳炯明下野，希望在廣東的主客兩軍互謀諒解，勿再從事私爭，並派林俊廷為廣西軍務督理，丁槐為兩廣慰問使。這些命令引起了國民黨的極大不滿，因為孫中山最痛恨的，是陳炯明犯上作亂，現在陳被逐下台，北京政府竟嘉獎陳炯明，不說他是被逐而說他是下野，這簡直給孫和國民黨極大難堪。同時國民黨認為發表林俊廷為廣西督理也是極不友好的行為。

直系方面則大力向內閣施以壓力，曹錕、吳佩孚、蕭耀南、蔡成勛聯名電催發表沈鴻英督粵命令，吳佩孚的代表錢秉鑒連日坐守國務院當面催促，張紹曾感到十分為難，又想先發表孫傳芳督閩的命令，以減輕來自洛陽方面的壓力。

就在這個時候，齊燮元派孫發緒攜帶“統一方案”來到北京，方案內容包括總統問題、憲法問題、裁兵問題、財政問題、善後問題五項。這個方案的實質是先統一後裁兵，先選舉總統後制定憲法。在善後問題上，建議設立元帥府以安置高級的失業軍人，以孫中山為元帥府首長；並設立元老院以安置高級的政客，以段祺瑞為元老院首長。這個計劃的幕後設計人有前任國務總理靳雲鵬等，由孫發緒起草，齊燮元出面，並叫孫發緒帶到北京來先統一北方意見。爭取曹錕、吳佩孚、馮玉祥、張紹曾等共同簽字，然後正式向南方提出。孫發緒到處宣傳某人願意簽名，其實完全是買空賣空。首先曹、吳兩人就反對設立元帥府。

黎元洪也不贊成這個方案，他曾在一次宴會上痛罵孫發緒招搖撞騙，情同造反。孫發緒乘興而到北京，如今一見風頭不對，就悄悄地溜之大吉，跑到保定，在曹錕身邊做了高等顧問。

統一問題困難重重，不過張紹曾並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發表四川、湖南、雲南、貴州四省督理、省長的任命，以粉飾紙上的統一。吳佩孚贊成這麽做，他曾勸誘湖南取消省憲，如果不願取消，則由北京政府任命趙恒惕為湖南督理，趙可以采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對的態度，借以表示贊助統一。可是張後來根據各方情報，知道這些命令如果發表，一定會引起西南各省的否認，因此又不敢發表。

孫中山於12年2月21日回到廣州後，22日北京政府就發表尊重《約法》的命令。這個命令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孫在廣東重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錕武力篡奪總統，或者采取非法手段促進總統的選舉，因為國會已在北京復會，另組政府就是破壞《約法》的行為，而在憲法未完成以前選舉總統，也是違反《約法》的行為。

當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本營，以大元帥發號施令後，曹錕和吳佩孚認為這就是破壞《約法》，破壞和平，主張下令“討伐”。曹錕派項致中、吳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發表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曹錕並且一天連打幾次長途電話來催問，項致中見張紹曾時曾拍案大罵他全無心肝。張紹曾突然強硬起來，對曹、吳不買帳，3月8日國務會議決定拒絕發布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並且用總辭職手段回答曹、吳的壓力，當天並以內閣名義發出了庚電雲：

“紹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統一為職志，以促成憲法之指歸。近日以來，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國民。”

這個電報獲得不少的同情，不過國民黨和直系都是不喜歡這個電報，國民黨反對電文中有“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一句，直系則反對“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句。國民黨議員發表通電說僭名竊位的，不是別人，正是張紹曾自己，因為黎元洪並非合法總統，則黎所提出的內閣自然也是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