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六、袁唐分手（第3/6頁）

李書城自武昌起義一直跟隨黃興，黃在武漢指揮作戰部隊時，他擔任參謀長，此後黃無論任何職務，他都是黃的參謀長，黃任南京留守，他亦是留守府總參謀。黃和熊希齡為了借款問題互相函電攻訐，最後惡言相向，李乃以黃的參謀長身份給熊一電，歷數過去恩怨和今日是非。全電略雲：

“熊總長鑒：聞蒸日致克公（指黃興）電，不勝怪嘆。克公因觸電扇傷指，臥病未起，未便遽行轉達，書城忝參機要，凡此間內情，知之甚詳，敢代為一一答復。……又謂克公於政治少所經驗，第一次主張建都南京而北方兵變；第二次主張國務員擁兵北上，而蘇州又兵變，今責克公於政治少經驗，是公儼然以大政治家自命矣。夫克公之政治經驗如何，鄙人不能盡知，至公自命為政治上富有經驗者，觀公自任財政總長以來，未聞有所建白，第轟轟烈烈之事，當即為此次所訂墊款合同七條，可以驕人耳。大政治家所訂合同可即作為鐵案，一字不能增減，何以經未有經驗之克公反對，而公即允毀約？吾知此七條經改正後必較公所訂原約損失國權處稍輕，當即公所承認，如此則公之自命為有政治經驗者所訂之約，反為少經驗者之所反對，而得修改稍善。……又謂將來國家必亡於克公之手，譬之醫生用刀割治病人而不為封口，聽其腐爛致死，此語尤為狂謬……吾書至此，氣已不能再忍，敢正告公曰：公訂此合同，將來國家必亡於公之手，而國家或不至亡者，則克公反對之功也。蓋克公此次反對，在墊款合同七條耳，並非反對借款也。如因反對之影響而使合同可以修改，不至如公所訂損失國權之甚，則國家可以獲借款之利，不受借款之禍，試問孰功孰罪，不待智者可以知之。公負亡國之罪，而責有功之人，非喪心病狂，亦何至此？……又謂目前辱，未始不可報復於將來，此真小人無賴之言，非堂堂總長應出口。政見雖各有不同，皆為國家大計起見，並非克公有私怨於公，何險狠一至於此？……且書城自武漢戰爭時，即相隨克公至今，知克公與公之交誼亦最悉。當南京成立時，克公推薦公為財政次長，以各省代表反對而止。北京政府成立時，參議院激進派人多謂公為前清猾史，擬反對公為財政總長，賴克公多方勸慰，始得通過。可見克公事事皆呵護公，於公絕無私怨隱恨，凡此皆誤認公為有才所致。公若尚有一息之天良，清夜自思，何以為人？……來電不敢轉達克公，望公明白見示，以便於克公前代公解釋，全公與克公之交誼。臨電惶惑，立盼電復。”

直接成為唐內閣的催命符是“直隸都督”問題。早在唐南下接收政府時，順直議會（包括順天府在內的直隸議會）根據革命時期各省都督由咨議局推選的慣例，推舉直隸人王芝祥為直隸都督，唐紹儀應允由政府加以任命。在唐回北京時，就向袁報告，袁也點頭表示同意。豈知在袁內心則完全不同意，因為他有一個舊觀念，認為直隸都督就是北洋大臣，而王芝祥是一個親同盟會的軍人，在南京留守府當軍事顧問，把這樣一個人放在心腹之地，袁是不放心的。同時袁認為任免軍政大員是總統的職權，決不可再讓給民意機構。在唐來說，不相信袁會出爾反爾，所以電召王來北京。就在這時，忽然有直隸五路軍人通電反對王做直隸都督，袁遂以此為根據撤回他的同意，並且與唐商量，打算派王為南方軍的宣慰使。唐大受刺激，認為這不僅是個人面子問題，也與內閣職權和政府威信有關，袁可以失信於唐，唐卻不可失信於順直議會和同盟會，因此唐表示無法接受袁的改變。6月15日袁把沒有經唐內閣副署的“任命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公布，這顯示總統與內閣已經正面開火。根據《臨時約法》，沒有內閣副署的人事命令是不生效的。唐紹儀對於袁不經內閣總理副署而發表人事命令感到非常痛苦，同時又使他失信於順直議會，人無信不立，何況他是內閣總理。這天他乘坐馬車由辦公室回家，忽然迎面來了兩個開道的士兵，手中揮舞著鞭子，唐總理的禦者幾乎挨了他們一鞭。唐急忙吩咐把馬車讓到路旁，注意一看，一輛漂亮的馬車裏，坐的不是別人，正是總統府拱衛軍統領段芝貴。待到這輛車子過去了，總理的馬車才緩緩前駛，他事後對人說：“好大的威風，只有前清攝政王才夠得上這樣威風呢。”由於雙重的刺激，使他頓萌退意。6月15日他悄悄留下一張假單，“國務總理唐紹儀為呈請事：紹儀現因感受風熱，牽動舊疾，懇請給假五日，赴津調治。惟總理職務關系重要，不容一日曠廢，並乞大總統於國務員中簡派一員暫行代理。”然後乘了一輛人力車至火車站，搭頭等火車赴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