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七、內閣性質爭議

唐紹儀是民國首屆內閣總理，這時北京的民國政府，一半是承繼前清的舊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來的臨時政府，所以一切零亂無章。其各機關情況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較少，僅加了四個人。陸軍部參謀處容納新軍人最多，湖北一省就來了300多人。財政部僅設籌備處，一律用的舊人，要待南方人來後才分司。內務部一直閉鎖，不過內務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趙秉鈞手中，而內務部實際所管，只有內外城巡警，巡察有巡警廳，人員均照常，所以一切無變化。教育部新舊雜用，分司辦事，最有規模，成立才一個多月，就合升法律、政治、財政三校為法政學堂，調換大學校（清的北京大學堂）校長，以嚴復為校長兼文科學長，王世澂為法科學長，洪鑄為工科學長。司法部總長王寵惠曾出通告，謂南北一視同仁，無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員，南四北五，同時訂立規章，薦任由總長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試，但報考者僅九人，因舊日觀念，司法系冷衙門也。最熱鬧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鬧得很厲害。旋肇基本是辦洋務的，洋文甚佳，曾隨清醇親王到過德國，後人外務部任丞參，專管中俄交涉。唐紹儀組閣時本內定施為財政次長，後因唐兼交通，乃舉施自代。施發表外務部同事曾述棨為秘書長，對曾極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書長批，次長反而無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門房及茶房多人，隨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參議院宣布政綱時，先命路、電、郵、航四司各擬說帖，攜帶前往報告，其報告中述及參議員發電報須由議長蓋印，言至此便向議長行一禮，議場為之嘩然。農林部因系新設，故無短長。工商部是采新舊並用。海軍部總長劉冠雄本是海軍舊人，資格很高，與袁世凱極有交誼。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曾邀劉，劉說我是贊成革命的，不過將來若北伐，則將和袁項城兵戎相見，我於私誼，勢所不忍，於是聘劉為海軍顧問。南京之海軍部有七十二賢和83萬人馬，後者是指掌權的83位煙台海軍畢業生。劉任總長後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舊人，一方面將南京部員未畢業者，勒令繼續學業，南京人員大嘩，以海軍協會名義函劉，罵他用人不當，若不改轍，將以手槍炸彈對付。劉甚窘，乃改為留職人員一律考試，其中有海軍大學出身的，資格較劉更老，認為考試定去留跡近侮辱，這樣鬧來鬧去，使海軍部亦無法辦公。

唐紹儀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時，曾發過一批委任狀，同時還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後，一切事與願違，自己也是風前燭瓦上霜，於是閉門謝客，連面都不敢見南來客了。

可憐許多北上攀龍的人們，只落得敝車羸馬，蕭條萬狀。

在唐內閣時，國務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唐紹儀總理，內務趙秉鈞，財政熊希齡，教育蔡元培，農林宋教仁。國務會議是每逢二、五、八召開，會議中多數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則是討論各部章程。因政府還在草創期間，各部總長亦無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劉冠雄、王正廷都是在住在國務院內，好些秘書亦住院中，因此開會甚為方便。趙秉鈞不大參加開會，前面已說過，他認為他這個部是直接聽命於總統的，不過他不出席國務會議，向袁世凱說的理由是：國務會議中，關系內務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維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會。

這時，國務院中已設有記者招待所，規定中外記者於每天下午2時至4時可以前往采訪，由國務院秘書長魏宸組負責接待。魏有外交才，長於應付，能避重就輕，雄辯滔滔。

袁、唐的親密關系，前面已有交代，他們自朝鮮共事訂交起，廿余年互相呼應，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談和起，兩人便常傳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從往來電報上獲得證明。迨唐返北京後，兩人所表現的，又是魚水之歡，極為融洽。袁世凱首次至參議院發表的咨文，大家認為是一篇“教書”，這文稿據說是梁士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竄。袁的原稿最後一段是：“本總統與唐總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諸君竭力輔助。”這顯示袁強調和唐的親密關系，不過這文件至發表時則已經唐改為：“此次特任國務總理唐君與各部總長，皆一時濟變之才，世凱正資倚任，共支大局，願國民深信之，贊助之。”唐認為後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強調公誼。由此可見兩人還是很合拍。而後來的齟齬，正是作者前章所報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撥所致。唐在內閣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們商量，這一來當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氣了。唐內閣中，實際最重要的一個人是財政總長熊希齡，他主持財政，國家一無收入，和六國銀團借款，先和唐紹儀有了意見，後則和同鄉黃興大打筆墨官司。唐辭職後，熊的組閣呼聲最高，因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會。唐閣另一重要人物趙秉鈞是袁的死黨，前面已經介紹過，他為人外圓內工心計，有一套籠絡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擁戴。自清朝開辦警務，他就參與，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盤最固。他控制步軍和巡警，與馮國璋控制禁衛軍同為袁兩大支柱。他公開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對之莫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