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百日維新

光緒廿四年（1898年）春末夏初，北京充滿了蛻變的氣氛。因為大家都知道，年輕的光緒皇帝熱烈地支持變法。不過守舊的勢力則集中向康有為攻擊，不但攻擊康有為，還攻擊與光緒最親近的翁同龢，使得翁同龢和康有為都不能留住北京城。康有為曾想離開北京，可是又怕翁同龢也被迫出京，則大臣中沒有人可以主持變法，於是便寫了一個奏折“請定國是而明賞罰”，請禦史楊深秀代為呈遞，又另外寫了一個奏折請翰林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奏。光緒看到了這兩個奏折，愈益增加了變法的信心。光緒明了反對的空氣也很濃厚，因此便請人轉告慈禧說：“兒不能做亡國之君，如不付兒全權，寧願讓位。”慈禧聽了很生氣，就叫人告訴光緒說：“皇帝要辦的事，太後決不阻擋。”於是光緒乃根據楊深秀遞呈的奏折，召集全部軍機大臣開禦前會議，四月廿三日下詔書“明定國是”，這是清王朝末期一篇最重要的詔書，所以抄錄在下面：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愛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是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譽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太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傅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員司員，大內待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第，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這就是光緒正式宣布變法維新的上諭，從上諭的內容和口氣來看，很像是康有為草擬的，如果不是康的手筆，也完全是照康的奏折取其精華改寫的。接著正戲上演了——

光緒廿四年（1898年）四月廿五日，下了另一道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通達時務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均著於本月廿八日豫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啟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察看具奏。”

於是康有為在廿八日的清晨入朝覲見，他在外書房見到了榮祿，和榮祿先談了一陣變法的細節和步驟。榮祿和康談了一會便先上殿見皇帝，光緒問榮祿和康有為談了沒有？榮祿說：“康是辯言亂政。”榮祿退出後，光緒立即召見康有為，年輕的皇帝用興奮和親切的顏色和康談話，先問康的年齡籍貫和出身，然後便叫康陳述政見。

康說：“中國已到了存亡的關頭，外國侵略是永無止境的。”

光緒說：“這都因為我們太守舊。”

康說：“皇上既然知道守舊弄得這樣糟，就該變法維新。”

光緒說：“所以現在非變法不可。”

康說：“近年來已有變法，但只是少變，所謂變法而不全變，結果不會有什麽成績的。須要把制度修改，應該先開制度局。”

光緒說：“對，對，對。”

康說：“臣曾考查過各國變法的情形，參酌中國的情形，哪幾項可以施行的，都定出條陳章則，請皇上參考。”

光緒說：“你寫的條陳章則都很詳備。”

康說：“那麽皇上為什麽不頒行呢？”

皇帝看了看簾外，停了一會嘆口氣說：“我受著種種牽制，不能放手幹呀！”

康說：“現在的大患在乎民智不開，民智不開是因為用八股作考試文章，學做八股的人不明白世界各國情形，但他們可以靠八股得功名，做大官。現在朝廷裏群臣濟濟，卻沒有一個擔得起革新重任，就因為八股出身的緣故。”

光緒說：“是的，西洋人都做有用的學問，中國卻做無用的學問。”

康說：“皇上既知道八股的害處，那麽把八股廢了吧！”

光緒說：“可以的。不過要辦新政財政困難，如何籌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