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新政功敗垂成

榮祿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後，就積極安排在九月間舉行一次盛大閱兵典禮，要恭迎光緒皇帝奉慈禧駕臨閱兵。傳說待慈禧到了榮祿的軍營中後，立即宣布廢黜光緒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緒皇帝在聽到外間傳聞時，很激動地對慶親王奕劻說：“朕誓死不往天津”。於是外間又傳說天津閱兵之議取銷。不過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懷塔布、立山等七個守舊派連袂到天津去看榮祿，幾天後禦史楊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榮祿，外間都不知道這些守舊派和榮祿談了些什麽，只是不久之後榮祿突然調聶士成的軍隊五千駐紮天津，又命董福祥的軍隊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德門40裏）。這種種行動都不是簡單的，使光緒在深宮中極受刺激。

對舊黨來說，自懷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後，接著在七月廿二日李鴻章也被撤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因此內務府的臣子們環跪在太後面前，一致泣訴皇帝妄變祖法，欺壓滿籍舊臣，要求慈禧重行臨朝訓政。禦史楊崇伊並擬了一個請太後訓政的奏折給榮祿看，榮祿很贊成，並給慶親王奕劻看，奕劻也贊成，並和李連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懇請她老人家親政。慈禧當時並沒有立刻答應，不過政變的醞釀已經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緒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間，康有為請開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離南書房很近）設顧問官，王照也作此請求。光緒命譚嗣同參考康熙、乾隆、鹹豐三朝的先例來草擬上諭，在七月廿八日把這道上諭持往頤和園請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難看，把上諭往禦座旁一扔。光緒知道他的處境很惡劣，而守舊派又把慈禧包圍得很緊，他們母子之間本來已經很淡漠的關系，至此到了瀕於破裂的階段。這種局面之下，光緒實在是陷於進退維谷境地。

自從頒行新政以後，光緒這位年輕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勞，因為皇帝要親閱奏章，無論什麽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禦案。光緒一早起來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後來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則分給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統一，有的竟用二尺長紙一直寫下去。其中也有攻訐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個舉人就上書痛責光緒，說：

“變祖宗之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

光緒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對付守舊派的反對，實在是非常艱苦的。

光緒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緒突然賜給楊銳一道密諭：

“朱諭：近來朕仰窺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同時又有一道密諭交楊銳帶給康有為：

“朱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憑心而論康有為和他的新政幹部都是一群書生，應付一個非常局勢，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深長的考慮，所以當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接到光緒的朱諭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光緒向他們求救，他們也沒有真正的良策。他們在幾經交換意見後，想出了四條對策，然而這四策都不切實際。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設立參謀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統禦軍隊，成為事實上的海陸軍大元帥。

第二：索性革新得徹底，宣布改元為“維新元年”。

第三：遷都上海，以脫出太後和舊黨的迫害。

第四：召見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因為他曾參加過強學會，現在正練新軍，應該說是一個新政派的人，請皇帝在召見袁的時候，予以溫慰，要他為皇帝效力，保護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