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3頁）

憑著宗望對張邦昌品性的了解，他斷定其對就任偽帝的態度，第一是不敢貿然接受，第二是不敢堅決拒絕，特別是絕不會以死拒之。因此他們無須等待張邦昌的表態，盡可徑自按計劃往下進行。

下一步便是讓宋臣議立異姓。

越是霸道的行徑，越是要扯上一塊民主的遮羞布，所有的統治者都慣玩此術，金人亦無師自通。他們明明是已經內定了讓張邦昌上台，卻還要裝模作樣地走個什麽“公推”的程序，以示此乃順乎民心之舉。

何栗、陳過庭、馮澥、曹輔等執政早已隨同趙桓被扣押於青城，留守汴京的孫傅、張叔夜因拒不配合金人的廢立行動，後來亦被拘往金營，依官序排列，主持議立異姓的事，便落到了吏部尚書王時雍的頭上。

王時雍是個賣國求榮的急先鋒，城陷之後為金人賣力最甚。他本以為，憑著他不顧千夫所指為金軍上躥下跳竭盡犬馬之勞的傑出表現，新朝的尊位理應由他捷足先登。及至得知金將指定的扶立對象是張邦昌，而對他的安排不過是所謂“國相”，不禁大為失落，暗罵這幫金夷真正是不識真人面，狗眼看人低。

但是他不僅不敢將一絲一毫的怨恨掛在臉上，還得不遺余力地積極促成張邦昌登基。他知道，若不這麽委曲求全，他恐怕連國相之位都未必能得到。而若能將差事辦得圓滿，給金人留下一個精明強幹合作得力的印象，指不定哪一天金人瞅著張邦昌不順眼，便會讓他取而代之。因此他就努力壓下心頭的不快，拍著胸脯向蕭慶表示，時雍堅決擁護大金皇帝的英明決定，請轉告二位大帥放心，籌建新朝事宜，就包在我王某身上了。

二月十一日，王時雍召集朝廷政要赴秘書省舉行“公推”。他口頭上聲稱讓諸官不拘一格，除了趙氏宗族盡可擇賢而舉，但在簽署議狀之前，卻命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先將寫有“張邦昌”字樣的紙條逐次傳示於眾。眾官員明白這事純屬做戲，又見大堂四周甲兵環立，皆神色漠然一言不發。不表示反對就是贊成，於是乎張邦昌便獲得了眾官員的“一致推舉”。

王時雍命吳開、莫儔馬上將這份“公推”議狀呈送金營，他自己則親自登門，將“喜訊”告知稱病在家的張邦昌。畢竟將來要在張邦昌面前俯首稱臣，王時雍盡管心裏不受用，表面上還不得不套近乎。

次日，吳開、莫儔帶回金將的旨意，說僅有這百余朝臣簽署議狀還不足以體現民意，簽名範圍必須擴大到京師的大小文武及各界代表，並且限定於十三日前操作完畢。

王時雍立即照辦，命禦史台連夜通知城內除張邦昌及已簽過議狀者之外的所有職官，包括業已免職卸任致仕的官員，以及僧道耆老三教九流等眾，十三日清晨齊聚宣德樓集議，然後分赴各議所簽狀。敢有逗留躲藏不赴現場者斬。並命開封府派出大批兵丁捕快進行督察。開封府尹徐秉哲和京城都巡檢範瓊皆為“識時務”之“俊傑”，城池一破即樹降旗，此時這一文一武便成了王時雍的得力臂膀。

在王時雍的威逼脅迫下，有數千名官僧士庶在指定的時間和秘書省、大晟府等指定的地點，具名簽署了“強烈要求”推戴張邦昌為君主的“請願書”。

得到這個結果，金將們表示比較滿意。王時雍在如釋重負之余，也頗有幾分自得。他認為通過成功地操作此事，完全可以證明他是個具有呼風喚雨之能的政壇幹才，足以奠定他在新朝中舉足輕重的鐵腕地位。

可是事情卻不似他想象得那麽簡單。滿朝文武雖然迫於淫威暫時任其擺布了一回，但內心裏不甘屈服或恐懼報應者大有人在。“公推”過後，各種反抗事件頻發。前少宰唐恪在簽狀回府後，因內心負罪感沉重而仰藥自盡。禦史中丞秦檜對王時雍那種得志便猖狂之態極為反感，對尊張邦昌為帝一百個不服，簽過議狀越想越憋氣，回到禦史台便另寫狀書，請求仍立趙氏為帝。這是秦檜在其政治生涯中所留下的唯一一筆亮色。

反抗意志最為堅決的閣門舍人吳革，則與監察禦史張所、太學生朱夢說等人密謀了武裝起事。他們打算秘密聯絡軍民，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奪取汴京四壁，誅殺王時雍，進而揮兵直搗青城及劉家寺，奪回徽欽二帝。可惜由於在準備過程中風聲走漏，預定計劃未能實現。吳革於緊急間孤注一擲，帶領倉促召集起來的三百人馬去攻皇城，終因兵力過於單薄，在金水河西被伏兵於此的範瓊全數斬殺。

張邦昌可要比王時雍老謀深算得多。他懂得，人心可以被收買，但很難被壓服，而且是越壓越不服。在那所謂“一致擁戴”的假象背後，指不定隱藏著多少可怕的東西。上述種種反抗行為的發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當王時雍將第一次“公推”的結果告訴他時，他即明確表示，“邦昌不堪此任，還望另擇賢能”。王時雍以為張邦昌在故作姿態，未將其言當真，還一個勁地恭維他是“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眾美，匡濟社稷，舍公其誰”。弄得張邦昌這個慣受阿諛的人，都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