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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大軍不是沒有,但它掌握在趙構的手裏。而趙構的行動路線,則是由大名而東平,由東平而濟州,步步趨向東南,離汴京越來越遠。只扔下宗澤一支孤軍,在衛南韋城一帶苦戰。

因而,趙佶、趙桓那絕處逢生之想,終究是化作了南柯一夢。

世間萬事,只要想那麽做,理由總是有的。趙構一不部署解圍汴京,二不運籌斷敵後路,一味只向東南轉移,自有他的說法。“避敵鋒芒,窺敵縫隙,積蓄實力,伺機而發”,這些話說出來也是振振有詞、比較高屋建瓴的,而且很符合以黃潛善、汪伯彥為代表的一大批畏戰官兵的心願,因而頗得眾將擁順。相形之下,宗澤舍生忘死堅持奮戰於敵後的主張和行為,反倒顯得非常不識時務、非常愚鈍可笑了。

趙構不肯傾注兵力增援汴京營救二帝,起初的動機主要是躲避風險,頂多再加上個擁兵自重。但是他很快便發現了這一決策的意義非止於此,一種千載難逢的機遇感,在他的腦際中由朦朧逐漸變得清晰。此後,對於徽欽二帝,首先便不是能不能救,而是可不可救的問題了。明朝中葉的蘇州名士文徵明,在一首《滿江紅》詞中一語道破天機:“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誤,當時只怕中原復。”

勢態演變至此,趙佶、趙桓所日盼夜想的骨肉之親康王趙構,便非但不是救命菩薩,反而與金軍相輔相成地共同充當了他們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