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樁倒黴透頂的差事，又落到了康王趙構頭上。他的皇兄趙桓竟讓他與刑部尚書王雲一道，作為什麽“割地請和使”再度出使金營。而之所以走出這步不顧手足之情的臭棋，對趙桓而言，亦是出於無奈。

這段時間裏，金軍節節挺進，宋朝危機日深。

李綱被貶離京，大遂宗望心意。他抓住對方渾渾噩噩之機揮師疾進，大敗宋軍於井陘，長驅直入天威軍，繼而拿下了河朔要鎮真定府。真定守將都鈐轄劉翊力戰身亡，知府李邈被俘就義。宗翰的西路軍自攻克太原後亦所向披靡，一路上平陽、威勝、德隆等郡府相繼告破。十月中，宗望、宗翰勝利會師於山西平定軍。平定軍當然不會是金軍征戰的終結地，他們的下一個會師目標，不用說便是汴京城。

這種險峻形勢不能不引起宋朝朝野震動。由何栗帶頭，若幹大臣奏請趙桓宜速做應急準備。何栗建議將天下二十三路劃分為東西南北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之兵，緩急間以羽檄召各道兵馬入衛京師。趙桓眼見金軍攻無不克步步進逼，心裏亦不由得發慌，為有備無患計，采納了何栗之請，下旨分別委任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府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

南道總管張叔夜字嵇仲，當年知海州時，曾建招降宋江義軍之功，為四道總管中最忠勇善戰者。他深諳汴京之危，甫一接旨，即請立即統兵入衛。陜西置制使錢蓋亦欲及時出師勤王。然張邦昌等執政生怕此舉有礙議和，且慮京城糧草有限，大軍集頓城下，給養難以解決，乃以朝廷名義馳檄張叔夜、錢蓋，嚴令他們各自安守其地，不得妄自移師。此令一出，不但使得建四道之策流於一紙空文，而且冷了天下將士之心，於是此後再無人對入援京師抱積極態度。

房破偏逢連夜雨，老將種師道這時病入膏肓，已完全無法省視軍務。趙桓聞之將其召還，遣範訥接任兩河宣撫使。時年七十六歲的種師道自河陽返京數日後病故，大宋王朝失卻一根棟梁。而那位繼任者範訥，卻是個根本不堪大用的庸才。

種師道對宋金兩軍實力之懸殊洞若觀火，又見朝廷在戰略上布防疏松反應遲鈍，料想朝廷一是無心去對打，二是打也難打贏。因此在臨終前，他曾上書趙桓，敦請聖駕暫移長安或西幸洛陽。

關於遷都問題，種師道與李綱曾有過面對面的爭論。他知道提出此議，很可能會被人認為是怯懦畏敵。但是這個主張確實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李綱的忠貞和膽魄都令種師道敬服，然觀其思維行止，他則認為李綱終究難免書生意氣。博弈天下棋局，意氣用事不得，一盤散沙的大宋禁軍，也不是單純用李綱的一腔熱血便能凝聚得起來的。戰無勝算，和不可恃，那麽朝廷除了退避三舍徐圖恢復，還有什麽更為妥當的出路呢？

應當說種師道的這個見解是立足於朝廷的客觀現狀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如果照此行事，歷史軌跡未嘗不會呈現另外一種面貌。可是趙桓經過仿徨猶豫，最終未納其言。

在垂問大臣之見時，只有唐恪認為此議可資考慮，余者皆不贊同。不贊成者的動機不一。何栗等主戰派反對聖駕西遷，是出自對怯敵逃跑行為的鄙夷和誓死保衛國土的熱忱；而更多的人則是擔心由於朝廷的大遷移帶來的動蕩，可能會造成方方面面的個人利益的巨大損失。當然後者的思想是以相信能夠以議和退敵為基礎的。

作為後者代表人物的張邦昌，尤其擔心因趙桓出逃而造成朝政格局的變化。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趙桓的顧忌與其異曲同工，因此他只略陳數語，便對否定西遷起到了關鍵作用。

他是這樣提醒趙桓的：汴京乃先皇開國都城，國人皆以此為大宋基業之本。陛下移駕他處，汴京必設留守。若留守者竟擅以朝廷名義號令天下，則天下將何所適從？蘇學士嘗論，周朝失計，莫若東遷。前車之鑒，不可忽之也。

他說的蘇學士即蘇軾，所謂“周朝失計，莫若東遷”，是蘇軾對一段歷史掌故的論析。公元前七七〇年，周王朝之都城鎬京遭到犬戎侵襲，周平王宜臼為躲避其鋒，遷都至洛邑，乃至天子威望掃地，王室亦從此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權。這段歷史趙桓是熟知的，聯想到上一次太上皇趙佶在江南坐大，公然與他分庭抗禮的可惡情形，趙桓不禁頻頻頷首，認為張邦昌考慮得周全。

趙桓暗忖，要說畏懼金人，太上皇比朕更甚。現在連太上皇都沒張羅著開溜，朕何須如此沉不住氣？聖駕西遷，若是太上皇不肯與朕同行，反而乘機在汴京樹起正統旗號，蠱惑天下服膺，朕豈不便淪為喪家之犬了嗎？立足這個角度來看，朝廷西遷顯然是餿主意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