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千裏之外的黃州城中,有一介布衣正在默默地審視著中原危機的發展,從中他似乎嗅到了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是人的氣息。

他就是半年前突然從汴京銷聲匿跡的索天雄。

索天雄與計洪奎再會於江南,頗費了一番周折。由於計玉珠遭遇不測,他不得不格外小心。他與索飛春離開汴京後,先向東行,而後突然又回程向西,兜了一個大圈子,確信身前背後俱無鷹犬伺候,方放心地改道南下。而在此間,順發客棧的掌櫃已先行潛回舒州,向計洪奎稟報了那場京城悲劇。

計洪奎聞知噩耗如雷擊頂痛不欲生,但未因此忽略肩負的責任。為防官府順藤摸瓜,他強壓悲憤迅速做出布置,讓“光明道”各骨幹成員以適當方式分赴他鄉隱蔽,他本人亦以身體患病為由,悄悄地關閉武館撤出了舒州。考慮到索天雄父女可能仍會依約而來,計洪奎對受雇看守武館的一個老者交代,如有來自北方的“表叔”找他,可告知來人,他的去向是黃州望江亭。

這個緊急轉移措施采取得正是時候,恰巧使“光明道”躲過了一劫。原來,雖然危國祥由於種種不便而放棄了對“光明道”謀反線索的追查,淮南這邊卻出了問題。有個諢號“張魔頭”的摩尼教組織者,因“傳習魔教對抗朝廷”的罪名被捕,在官府的威逼利誘下“洗心革面棄暗投明”,招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淮南一帶最大的“魔頭”計洪奎。如果不是恰逢汴京噩耗傳來,喚起了計洪奎的警覺,他和他的親信在不知不覺中被一網打盡是毫無疑問的。計玉珠於無意間以自己的捐軀挽救了計洪奎和“光明道”眾多弟兄的生命,這一巧合使得她的犧牲價值倍增。後來眾弟兄知此情由,皆尊供其為“聖女”。

不知是沒聽清還是記性差,看守武館的老者陰差陽錯將“黃州”誤說成了“洪州”。捕快們據其所言去洪州搜尋計洪奎,自然是徒勞無功。待他們回頭想到應當在武館設伏蹲守所謂“表叔”時,卻已錯過了時機。

索氏父女亦是根據老者所雲去了洪州。父女倆將洪州城裏裏外外轉了個遍,也沒找到什麽“望江亭”。後來索飛春靈機一動,想到往昔押鏢路過黃州時,曾聞當地有此一亭,似乎是個小有名氣的景觀。索氏父女遂又調頭向北趕往黃州,果然在那座臨江而建的亭榭欄杆上找到了計洪奎刻下的暗記。索天雄亦留痕作為回應,雙方於是才得聚首。這時已是夏末秋初。

“中州虎”這個名頭的主要影響力是在中原,索天雄的江湖朋友多散布於兩河一帶,所以索天雄原本打算,與以計洪奎為首的“光明道”弟兄密商過有關問題後,即返北方活動。但是出於某種原因,他在黃州做了較長時間的滯留。

客棧不是久居之所,父女倆便租了一處民居暫住,偶爾做些往來於周邊地區的短途押鏢營生。這樣的營生賺不了幾兩銀子,但於他們的生計無礙。因為索氏父女雖然是生活簡樸,實際上並不缺錢。他們在南下途中收拾了一家惡霸,所得資財足夠坐吃三年。而他們歷年來所劫獲的不義之財,早已不可勝數。不過這些錢他們從不亂花,而是每積累到一定數目,便悄悄地轉移至一處人跡罕至的深山古刹掩藏,以備有朝一日作大用途。這個秘密除索氏父女及那神秘古刹裏的“貧道”,再無旁人知曉。

在日常生活中,父女倆則一貫是布袍芒履粗茶淡飯。索飛春自幼跟隨父親過著這種生活,不僅十分適應,而且擁有著一種自謂不凡的英俠感。

既然做不做押鏢營生都不影響他們的溫飽,為什麽還一直要做?那是因為,一則這是個職業掩護;二則由此可擴大交際面;三則他們對這個行當有與生俱來的興趣,覺得隔三岔五出去走一趟鏢,比一天到晚無所事事快活得多。

索天雄滯留黃州,首先是因等候江南諸江湖首領之故。

計洪奎有意搞個有點規模的群英會,廣邀遠近義士前來一聚。根據形勢的需要,索天雄表示贊同。各方人等到達時間不一,這便需要等待。待到人頭聚齊,時已入冬。此刻汴京已陷入宗翰、宗望兩路大軍的合圍,但因道路阻隔消息不暢,這裏的人們對此尚無所知。

聚會地點設在江邊一個不起眼的漁村。應邀而來的,除了江淮一帶的豪傑,還有荊湖方面的好漢。其中就有包括後來雄踞洞庭自號楚王的義軍頭領鐘相,以及廖小姑、夏誠、劉衡等在內的南宋初期著名“匪首”。就荊淮兩路範圍而言,這些人物基本上就是主要的江湖精英了。

有緣結識這麽多江南俊傑,索天雄認為可算是不虛此行。群雄亦多是為廣結金蘭而來。人在江湖,朋友總是多多益善。然而除此之外,這次聚會卻沒顯示出更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