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時隔月余，即靖康元年五月下旬，李綱莫名其妙地被委任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並被指派督統兩路之人馬，去解太原之圍。

此前，趙桓因見金軍東西兩路皆退，有點膽肥起來，對割讓三鎮之諾滋生悔意，便欲遣師出援中山河間諸郡，收復失地，解救太原。因此在任命姚古、種師中為正副制置使的同時，已復用種師道為兩河宣撫使。這才沒多久，卻忽然又以種師道老病不堪為由，改命李綱取而代之。如此來回任免，實是匪夷所思。究其緣由，又是張邦昌等人作祟其間之故。

指證李綱蓄意挑動請願的事，危國祥鼓搗了半天一無所獲。李綱溝通反賊之說，由於人證俱失，危國祥壓根就沒敢對張邦昌提。總之在暗中收拾李綱這事上危國祥是顆粒無收寸功未建，這讓張邦昌大失所望。看來想一舉扳倒李綱，難有多大指望。張邦昌只好退而求其次，將念頭從一蹴而就調整為步步為營。

有道是退一步海闊天空，思路放開去，主意便來了。既然往下扳不動，何不索性朝上擡？先找一頂轎子將其擡出京師，下一步不就好辦得多了嗎？

擡李綱的轎子不難找，那個宣撫使的職銜就很合適。把這頂烏紗往他腦袋上一扣，他就得頂著個被朝廷重用的虛名，乖乖地離開汴京，去承辦那絕對是費力不討好的苦差。辦得好，就讓他長期在外邊“鎮守”著去，而辦砸了，那可就得該治什麽罪就治什麽罪了。欲抑先揚欲擒故縱，這不失為一條可行之策。

當然，這步棋並非萬無一失。萬一李綱揮師出征旗開得勝，或許會反令其威望越高權勢越重。如果搞成那樣，可就弄巧成拙了。不過綜合各方面因素去看，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應當說是微乎其微。

張邦昌瞻前顧後斟酌再三，終覺此舉利多弊少，於是他便擇機向趙桓堂皇建言，三鎮既不可割，則需全力救援，尤以速解太原之圍為要。種師道年邁多病，暮氣沉沉，業已難勝其任。為早日平定西線戰事計，不如改用李綱宣撫兩路，命其督師前去解圍。

耿南仲、唐恪、聶昌等一聽便知張邦昌的用意，馬上心照不宣地予以附議。有些大臣不明就裏，出於對李綱統帥能力的信任，亦很贊成這一主張。其議遂為趙桓納之。唯許翰及諫官余應求、陳公輔品出這事不大對頭，先後具折稱不應讓李綱離開朝廷，卻沒得到趙桓的理睬。嗣後，趙桓在睿思殿召見李綱，向他宣諭了這個決定。

李綱認為這一任命很不妥當，毫不含糊地當場力辭。他之所以果決地推辭其任，內中確有擔心自己遠離京師後，更易受人惡意中傷之慮，然而他更大的擔心，是唯恐他一旦離朝，趙桓在張邦昌、耿南仲一夥的擺布下，又回到不惜以喪權辱國為代價，毫無原則地向金人屈膝乞和的歧路上去。

這個擔心李綱自然不敢明言，但另外一個推辭的理由他可以直說：他自認不是承當兩河宣撫使之職的材料。這既是一個借口，也的確是他對自己的客觀評價。對於自身的長短，李綱是比較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從根本上講，他是一個文人，料理兵事非所擅長，在戰略層面上做些宏觀的謀劃尚可，具體到布陣用兵戰術戰法，則基本上還屬於門外漢。至於實戰經驗，更是嚴重欠缺。在金軍圍城之際他臨危受命執掌帥印，實是出於萬不得已。獲得汴京保衛戰的勝利，實事求是地說，決定性的因素是全城軍民的同仇敵愾和勤王兵馬的及時抵達。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在於從精神上堅定了朝野的抗敵意志，而並不在於發揮了多麽出眾的軍事才能。領兵收復失地解救太原，那可是需要紮紮實實的作戰指揮能力，在這一點上他遠不如將門出身且又身經百戰的種師道。所以以他取代種師道，乃是舍其所長用其所短，不僅毫無必要，而且有百弊無一利。

李綱直率地陳述了上述道理，卻引起了趙桓極大的不快。趙桓覺得這個李綱真是有點不識擡舉不知好歹，朕決定了的事，到了他那裏，就很少有不遇到別扭的時候，這個毛病不可縱容。因此他當時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表示：“朕意已決，李卿毋庸謙辭，可待擇日受敕。”

李綱怏怏退去後，怎麽想怎麽覺得這個任命難以接受，在數日內接連上書十余道請辭。而張邦昌等亦在同時進言，說李綱公然違逆聖命殊非為臣之道，倘此風為群臣所效仿，則從此君威將安在。

趙桓被那些七嘴八舌挑撥得心頭火起，便成心與李綱較上了勁。他對李綱的理由一概不聽，對李綱的辭呈悉批不允，且對持不可令李綱離朝之議者嚴加駁斥。許翰見此情形，感到事情嚴重了，只得暗暗提醒李綱，不要再生頂硬抗，以免招致“杜郵”之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