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軍北撤，汴京解嚴，京城四壁守禦使的使命到此完成。靖康元年二月十四日趙桓頒旨，李綱改任知樞密院事。

樞密院乃宋代總理國家軍務之最高機構，位於闕門西南，與全國行政最高機構中書門下相對應，並稱“東西二府”。舉凡軍機、兵防、邊備、戎馬之屬，全國的禁軍廂兵，乃至皇宮裏的侍衛班直等武裝力量，俱在其管轄權限之內。知樞密院事又稱樞密使，品級為從一品。這個官職，處於與宰相對掌文武大政的地位，相互間沒有隸屬關系，而其任職者的資歷須與宰相相近，由此可見該位權柄之重。

同日，吳敏遷少宰。隔數日，中丞許翰遷同知樞密院事，何栗遷右丞禦史。這幾個人都是與李綱關系不錯的。太宰一職並未落到張邦昌頭上，而是擢拔了一個各派人物都對其非議較少的大臣徐處仁。朝廷中與李綱政見不合者，除了已被罷黜出京的李邦彥、蔡懋，又有王孝迪、李棁等大臣相繼落職。

如此一番人事變動，自然使李綱的行情見漲。趨炎附勢乃官場常態，位高轎夫眾，權重馬屁多。如果李綱有意結幫拉派培植親信，這是一個廣交善緣的很好機會。然而李綱生性不善此道，腦子裏根本沒這意識。對於曲意附比者，他一笑置之；對於求官謀職者，亦從不徇情許諾。這就不免時常開罪於人，在不知不覺中結下了許多莫名其妙的怨恨。張邦昌旁觀此狀暗自冷笑：你姓李的莫要牛皮哄哄得意得太早，如此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早晚有你摔得頭破血流的那一天。

其實，李綱此時倒並不似人們想象的那樣春風得意。

幾天來，眼睜睜放走金東路軍的深切遺憾，似一塊濃重的陰雲積郁其懷，始終不得釋然。官遷知樞密院事，看上去位高權重，實際上卻並不盡然。因為，依照宋制，樞密院雖有發兵之權，卻無統兵之重。也就是說，他雖然有權調兵遣將，但實際上手裏卻無兵。統兵權是歸所謂“三衙”，即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和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的。而這三衙之間亦互不統屬，因此禁軍沒有最高統帥。遇有軍事行動，將領們須分別聽令於皇上本人。經過這麽分權制約，無論是樞密使還是三衙中的任何一個都指揮使，其能夠單獨行使的職權，便被束縛得相當有限了。

此制始自太祖趙匡胤，其目的就是要將兵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裏。它在立朝之初，對鞏固新生政權，防止產生內亂，曾經起到過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其弊是與生俱來的，而且時間越久，其弊越重。多年來宋軍屢次敗績沙場，軍事指揮系統混亂、將帥無隨機應變之權，這是重要原因之一。位居知樞密院事，若要以權謀私，空間可謂不小；但若欲決策軍國大計，卻遠無自主之便。

這種相互掣肘的制度讓李綱感到很不舒服，它不僅使他雖居其位而難盡其才，還往往會因政出多門而來回扯皮貽誤大事。然而此制乃鋼澆鐵鑄的鎮國之寶，是趙宋王朝的祖傳法典，縱有天大的弊病也說不得。你想動搖它，就是欲從皇上手中奪權。難道你想謀反不成？你有幾個腦袋？李綱屢遭良策流產之痛，深知戴著鐐銬跳舞之難，自然不會那從一品的烏紗一戴，便忘乎所以飄飄然乎。

況且，宦海沉浮不定，聖意反復無常，在過去的數月中，他對此感受很深。六月的天皇上的臉，知樞密院事這頂七梁烏紗他能戴多久，那是說不準的。既然如此，則升之何足喜，貶之何足悲？官場中人能持此心境者不多，這就是所謂榮辱不驚了。其實李綱也尚未真正修煉到那個境界，他之所以能以較為坦然的態度去面對潮漲潮落，不過是面對現實不得不努力去適應而已。

不管現實中有多少桎梏，在其位就要謀其政。該幹的事還是得幹，這一點李綱絕不含糊。有的人當官是為了發財，有的人當官則是為了成就功名。李綱的功名心是很強的，他的願望，就是趁著手裏有權，多做成一點事。能做多少算多少，總比一事無成強。所以在履行職責上，他是從不會消極應付的。

朝廷剛剛經過一場大劫，國計民生問題成堆，要想做事，那有的是事情需要做。由於戰時是由他全面主政，戰後的許多恢復整頓工作仍需他去參與完成，光這些事情就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不過他現在既然擔任軍事長官，其思考重點必然要落在軍事方面。尤其是在外患未除的情況下，他認為軍事工作理應成為重中之重。

軍事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匱乏問題。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欲帶出精兵勁旅，主將的人選是個關鍵。縱觀汴京保衛戰的全過程，李綱感到在禁軍中智勇兼備可堪大任的將領為數不多。為了提高部隊的作戰指揮水平，亟須擢拔一批優秀將領。一個傑出的將才不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現的，而一旦發現了，就不容錯過。因此，當不少人托人說情希望他幫忙安排個一官半職，他一概不予理睬時，他卻想主動為一個人安排一個適當的軍職。這個人便是索天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