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東南飛》與建安年間政治懸案（第4/10頁）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兩句：“東方千余騎，夫婿居上頭。”東方就是東都洛陽，進一步引申為天子所在的都城，從這一點對照，那麽“專城居”顯然該用第二種解釋，即京官。

秦羅敷的丈夫能統領一千多名騎兵，又是京官，這究竟會是什麽職位呢？

查《漢官儀》，可知長水校尉，統烏桓騎兵七百三十六人，員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來恰好一千之數。查遍漢代官職，同時符合“千騎”“京城”與“近官”的，唯有秩比兩千石的長水校尉而已。

長水校尉屬北軍諸校，掌屯於長水與宣曲的烏桓人和胡人騎兵。漢末雖然這個職位早已不統兵，但編制仍舊是存在的。

既然秦羅敷和焦仲卿同為建安人物，那麽她的夫婿也該是建安時人。而建安一朝裏，擔任長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種輯。

這一下子，把我們從廬江遠遠地拋去了北方的許都。

長水校尉種輯，和車騎將軍國舅董承、昭信將軍吳子蘭、議郎吳碩等人都是獻帝身邊的忠臣。他們在建安四年接了漢獻帝的衣帶詔，密謀反曹，結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數誅殺。

秦羅敷在廬江采桑，她的夫婿卻在許都因為反對曹操而死。這本身已經充滿了傳奇的色彩，而種輯被殺三個月後，發生了一件三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大事，陡然讓這一層關系變得更不尋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種輯等伏誅；四月，孫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這兩件事並沒有任何聯系。

但如果仔細分析這兩件事的性質，就會發現其中意味深長。

孫策生前一直策劃“陰欲襲許，迎漢帝”，以他的實力，這計劃如果真的實現，只怕曹操會有大麻煩；而董承的計劃如果實現，漢帝自立，習慣了“挾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會有大麻煩。

這兩件反曹大事一內一外，目的驚人的一致，發動的時機如此接近，而失敗的時間也近乎一致，這實在不能不讓人深思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麽必然的關系。

回過頭重新檢視孫策在江東的聲望。他“誅其英豪，威行鄰國”，收人無數，也得罪人無數。破陳瑀，殺嚴白虎，殺高岱，殺許貢，殺於吉，殺周昕，孫策每殺一個名人就在暗中多樹了許多敵人。陳登曾經偷偷發給嚴白虎余黨印綬，讓他們對付孫策，好為陳瑀報仇，可見就算許貢門客刺殺失敗，後面等著對付孫策的人，還排著長長的隊呢。

而廬江郡，恰好也是這麽一個孕育著對孫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廬江太守陸康深孚人望，與孫堅原來關系還不錯，孫堅還曾經救過陸康的兒子。可當袁術派遣孫策攻打廬江的時候，急於獲得地盤的孫策采取了激進的手段。“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城陷。月余，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後漢書》）後來東吳的中流砥柱陸遜陸伯言，當時也在城裏，在圍城前被送去了吳中，才得以幸免。

陸康被孫策逼死之後，陸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廬江變成了孫策紮在江東大族心頭上的一根刺。後來孫策、孫權兩代極力拉攏陸康的兒子陸績、從孫陸遜，也是存了舒緩撫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廬江被圍的時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這可以與臧洪被殺時“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相比較。可見陸康麾下對陸康的愛戴忠誠，不遜於“烈士”臧洪。

如此忠誠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孫策而死，主家殘破，會有什麽舉動？不言而喻。

《孔雀》詩裏，焦仲卿描述與劉蘭芝新婚燕爾，“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而那時候他早已經是府吏。也就是說，在陸康為太守時，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職，可以稱得上深蒙陸康知遇的“廬江故吏”。

於是在建安五年的兩件大事——刺曹與襲曹——在看似毫無關聯的廬江郡發生了相交。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與反曹先鋒種輯有姻親關系的秦羅敷，另一個則是主人憤死的“廬江故吏”焦仲卿。

仔細讀《孔雀》一詩可以發現，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劉蘭芝就曾經抱怨說：“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

這幾句抱怨提供了兩個重要線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個“守節情不移”的人。作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這是他的本職工作，為何劉蘭芝要用“守節”這個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