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之亂的終極啟示（第7/12頁）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康熙皇帝和羅馬教皇真可以稱得上是你來我往，針鋒相對。教皇多次重申他的教令，而康熙也屢下嚴旨，一直到他去世。到1724年（雍正二年），持續了將近一百年的“禮儀之爭”終於畫上了一個句號——繼位的雍正皇帝雖然和他的父皇康熙一樣，個人對傳教士並沒有太多惡感，宮廷裏繼續留用一批傳教士擔任禦用學者和文藝家（比如著名的宮廷畫家郎世寧），但是迫切需要集權的雍正頒布了比康熙更為嚴厲的“禁教令”：在大清的國土上徹底、全面地禁止傳播基督教，教堂改為關帝廟，傳教士送往澳門，嚴禁再潛入內地。接下來的乾隆、嘉慶、道光都把“禁教令”當作了一項基本國策。

持續了將近百年的“禮儀之爭”就這樣結束了，它以大清皇權的表面勝利而告終，之所以說是表面，因為這種勝利包含著極大的不幸：由於要禁教，大清王朝把原來的海禁又往前推了一步——順便把主宰近代文明的西方科技也給禁掉了（那被稱之為“奇技淫巧”）。本來大清的人們還有從傳教士這個窗口來了解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機會，在海禁關上國家的大門之後，連這扇小窗也被緊緊地關閉了。而一旦閉關鎖國，禁錮思想又可以變本加厲，文字獄、重農抑商、打壓知識分子和商人，專制集權達到了頂峰。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在康熙皇帝去世的這一年，大清的人口首次突破一億，短短68年之後（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人口突破三億。在農業文明時代，人口的猛增其實就是農業生產力大發展的時期，也是農耕文明達到頂峰的產物，因為要收獲足夠的糧食才能養活這些人口。當時前來“朝貢”的使節不無羨慕地說：“他們播種時省下來的糧食，就足夠養活一個我們小國的人口！”——這一時期，史稱“康乾盛世”。然而，我們知道，所謂的“康乾盛世”不過是土地紅利的結果，基本上誰擁有如此廣袤的國土和豐富的資源，只要不出大的亂子，都是可以創造這樣的“盛世”的。而在“盛世”的背後，大清正在一步步地落後於世界，而大清的人們似乎永遠地失去了一個使近代國家能夠真正富強的東西——創新能力。

而通過近代科技逐步強大起來的西方國家是不會放棄通過貿易“發財”的，既然傳教士無法撬動這個封閉的大國，那麽他們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雍正頒布徹底的“禁教令”整整70年之後，西方國家派來了試圖撬動大清的新一批人——通商使節。

大炮轟入的文明必然遭遇野蠻捍衛的尊嚴

這一年，大英帝國正式派往大清的特使喬治・馬嘎爾尼，帶著東印度公司董事長給兩廣總督的介紹信，率領700人的龐大使團，乘坐浩浩蕩蕩的船隊，第一次踏上大清的領地。

此時的英國已經是西方強國中的強國，正在成為世界老大，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憲政國家，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左右，工業革命正式發生，英國的國家實力從此突飛猛進，無國可敵。

這是大清開國以來，東西方之間的第一次正式接觸。

其實此時的大清也不是封閉得像鐵桶一般，事實上這也是做不到的，茶葉、瓷器、絲綢等大受西方社會的歡迎，輸出去可以牟取重利，更重要的是，宮廷裏和王公大臣等“上流社會”還需要享用很多“西洋玩意兒”，這就要交給一個專門的部門去辦理，這就是在廣州的很多“洋貨行”——統稱為“廣州十三行”。這是全大清唯一的外貿中轉地，它們是“半官半私”性質的，作風卻是衙門式的官僚，管理十分混亂，英國希望清國可以先開放一個或者幾個沿海城市作為真正的通商口岸，有錢大家賺嘛。

西方來的使節在私底下是被大臣們稱作“鬼使”的，那麽天朝的使節呢，自然就是“神差”了。已經83歲的乾隆就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鬼使”馬嘎爾尼一行，禮部的官員堅持要馬嘎爾尼像其他國家來天朝“朝貢”的使節一樣對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而馬嘎爾尼堅持只能像他謁見英王時那樣行單膝下跪、吻手禮的禮儀。於是，這場接見不歡而散，乾隆交代：大清懷柔四海，就不要治這些不懂禮儀的夷人的罪了，把他們從廣州送回國了事。至於馬嘎爾尼帶來的大英帝國的通商請求，在乾隆和朝中所有大臣看來，大清地大物博，所有的“通商”都不過是給那些前來討要東西的夷人的恩惠。但是，馬嘎爾尼“不講禮儀”，乾隆皇帝心情不好，大清現在不想給這種恩惠，所以這樁“小事”就被順便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