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之亂的終極啟示（第6/12頁）

“行。如果要成佛，你不要喂狗嘛，可以去動物園喂虎——‘舍身飼虎’以成佛。”（《賢愚經》）

“從小三觀不正，有特殊癖好的人行嗎？”

“行。不要滴蠟，你先燃指供佛……”

“好吧，那我是犯過罪的，殺過人的，總不行了吧，哼哼？”

“行。大哥您成佛比別人還方便些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以上是為了證明佛門到底有多“廣大”而舉的一些極端例子，其實對於中華大地眾多的普通大眾來說，“成佛”離他們其實還是很遙遠的，但佛教又有一個很貼近他們的東西——菩薩保佑。相信大家已經發現了，正是由於幾千年來“正統思想”過於頑固，基本上外來的任何思想、理論或者宗教在中華大地的傳播都不能帶有固有的“原則和傲慢”，都必須要放下架子，主動走向大眾，搞點與大家的傳統觀念暗中契合（通俗易懂）、令人向往（有利可圖）又易於口口相傳（方便省事）的東西（符號），比如佛教，它是“菩薩保佑”；道教是“長生不老”；儒教看上去很正經，實際上也是抓住了人們想成名的心理——“人人皆可為堯舜”。沒辦法，所謂“超級符號就是超級創意”。

應該說，在《中華傳教史》裏，利瑪竇對中國社會是有著深刻的了解的，他那兩個原則並不是隨隨便便就提出來的，他也並不是被“中華文化俘虜”而有“叛教”嫌疑。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正是把基督教當作了一個需要在大清這個廣闊的市場進行傳播的“產品”。他們不遠萬裏來傳教，就相當於我們“去跑業務”，難道就不應該對“客戶”的具體情況照顧得周到一點嗎？因為這個，利瑪竇才提出了不與官方正統思想相沖突，以對大清百姓有實際好處的“科學”和便於傳播的“文藝”作為傳教的“符號”，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獲得更好的傳教效果，希望基督教能夠取代佛教成為中華民族最廣泛的信仰。只可惜，那些遠在萬裏之外的教廷人士實在是很“官僚”啊。

而連利瑪竇也沒有想到的是，教廷禁止清國教民祭祖和祭孔，也大大地惹火了朝廷。幾千年以來，歷代的王朝表面上只有“思想”，而沒有“國教”，其實無論哪個王朝都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根本大教”——禮教。

對於專制王朝來說，最根本的就是確定並保障統治的等級秩序，而禮教就是把宗教、法律、教化和風俗等都混在一起，作為“朝廷王法”之外的思想武器來確定和保障等級秩序。歷朝歷代雖然沒有一個專門的部來管外交，卻基本都有一個專門的部（禮部）來管“禮儀”。於是，“禮儀”這個詞也成了王朝時代給人印象最好的一個詞（王朝教化的結果）。事實上歷朝歷代教化的“禮儀”與我們經常理解的“文明禮貌”實在是兩碼事兒，王朝的禮儀就是“規矩”，就是條條框框，你只能站在那個框框裏面，“不講禮”不行，那是逆臣賊子；而講過分了竟然也不行，王朝專門為這種“講禮”過多的人創造了一個字——淫。兄弟你願意別人說你“淫”麽？

不僅方式規定了，連火候都有規定，王朝所教化的“禮儀”的確是禁錮頭腦、僵化思想的另外一大利器，因為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又是一代傳一代潛移默化的，所以還遠超八股文的“功效”，用魯迅先生總結的那句話來說就是：吃人的禮教！

而既然是專制王朝維護統治的利器，那麽必然為王朝歷代統治者死命維護，這和他們個人喜好沒有關系，而是他們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康熙皇帝在宮廷中深受傳教士們帶來的“科學知識”的影響，喜愛近代的天文、地理、數學等，多少具有一點“世界性眼光”，由於“科學知識”是基督教帶給他的，他甚至還寫過希望皈依基督教的詩句（“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分得永生”），南懷仁相信康熙會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中國皇帝（“東方的君士坦丁大帝”）。

然而，康熙首先是大清皇帝，是專制王朝的皇帝，他作為大清朝的最高統治者所能夠接受的，僅僅是那種不會破壞王朝的統治穩定的“利瑪竇式基督教”，當教會內部的“禮儀之爭”波及大清，要撼動專制王朝的統治基礎“禮教”時，禁止傳教就是必然的結果。

接下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又過了六十年，到了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會內部的“禮儀之爭”終於爭出了一個最終答案，羅馬教皇頒布教令：嚴禁清國的基督徒祭祖祭孔，並勒令在大清的各教堂摘去康熙禦筆的“敬天”匾額。兩年後，這個教令傳到了大清，火冒三丈的康熙立即對在大清的傳教士頒布上諭：對凡是不遵守“利瑪竇原則”的人一律驅逐出境，不準在大清傳教（“自今以後，若不遵守利瑪竇規矩，斷不準在大清住，必逐回去！”）。“禮儀之爭”自此正式由教廷內部的爭論轉向西方宗教勢力與大清朝廷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