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之亂的終極啟示（第8/12頁）

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次接見中，發生了另外一個版本的“禮儀之爭”，對於大清來說，這是很正常的，不僅皇帝和大臣們認為正常，大清所有的人們也都認為正常。

馬嘎爾尼的使團失望地離開了承德，他們從北京坐船沿京杭大運河南下，當然，無論他們走到哪裏，身邊總是少不了大清官員“熱情陪同”，看來大清對自己也不是那麽自信，馬嘎爾尼暗中吩咐身邊的人：趁南下之機暗中觀察和了解清國社會，為將來收集情報。

馬嘎爾尼首先發現，他在運河沿岸接觸到的百姓，幾乎“每個人都有著機械的表情”，看上去他們並不“幸福”，這和傳言中所謂的“乾隆盛世”相去甚遠。而馬嘎爾尼的侍童、12歲的小孩子喬治・斯當東也敏銳地發現：雖然京杭大運河比歐洲所有的運河都宏偉和歷史悠久，但當使團裏的人試圖和大清官員討論最新水利技術時，沒有人對此感興趣，“在這個國家，人們認為一切都是最好的，並認為任何變革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斯當東記錄道。

出於小孩子獨有的敏銳眼光，斯當東在乘船途中發現了兩種房子，一種是土墻草頂的草舍，一種是高大的有油漆裝飾的深宅大院，“在其他國家裏，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但這裏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大清的貧富差距之大，為世所罕見。斯當東還發現了沿途的很多乞丐和外鄉流浪漢，究其原因，他們都是有冤無處訴的人，“朝廷關心社會安寧穩定，而很少考慮對個人人身安全的保障，那些窮而無告的人處在當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

大概受了這次旅途的刺激，回到英國長大後的斯當東寫了《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並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翻譯出英文版的《大清律》，於1810年出版。這本書的出版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引起了轟動，因為它是了解大清這個封閉國家的重要窗口，然而，所有人在研讀後都失望了，“大清的法律只是十分細致並不斷幹涉個人的行為，大清尚未達到社會普遍發展的某個階段”，就連嚴謹的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都在參閱了其他資料後得出結論：“那裏的人們從根本上就會缺乏獨立性和個性，因為無論法律、道德，還是學問都不是在心裏內在性地接受，而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規定，然後被動地接受。”（黑格爾：《歷史哲學》）

使團的一位副使約翰・巴羅觀察了官員和“上流社會”的生活：“朝廷的每個高級官員根據其經濟狀況和對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個、8個或10個妻子，廣州的商人妻妾成群。我們今天知道清國有錢人家的私生活，就是變著花樣集體戲耍。”

綜合這樣的實地見聞，馬嘎爾尼等人對所謂的“乾隆盛世”充滿著不解與不屑。馬嘎爾尼首先認為大清需要的是思想開放、決心大膽地同舊傳統決裂的皇帝，清國人民才會迅速融入世界潮流，清國的變革事業才會大步前進。而根據與乾隆帝的短暫接觸，發現他與過去那些無所作為的君王並沒有多少區別，他意氣盛旺、自負心極強但實際所見不遠，這樣的“大清盛世”就像是一個臉上撲著厚厚脂粉的華麗老婦人，遠望可人，而只要燈越亮這張臉就越可怕，並且表層下的東西在迅速腐爛。

而清國的官員、百姓的自私、冷漠、麻木、無力，用一個準確的詞語來形容就是——全民腐敗。船隊在運河中航行時，旁邊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他們的小船，英國船員要求停船救人，而大清的官員和船員根本不理睬地繼續航行，這與使團在菲律賓、檳榔嶼等地方見到的海外清國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些人給人的印象是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而在自己國土上的人們卻是另外一副模樣，他們很怕官，在官員不在的場合，他們的表情十分正常，“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兒……人的尊嚴的概念被巧妙地消滅於無形。”（約翰・巴羅）

馬嘎爾尼預計了將來大英帝國和清國之間的貿易沖突給大清帶來的嚴重後果：分崩離析。“如果清國禁止英國人貿易或給他們造成重大的損失，那麽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到那時，“朝鮮將馬上會獲得獨立；把朝廷和台灣維系在一起的聯系是如此脆弱，只需外國介入，它立即就會被切斷；還有從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動，在西藏就會引起動亂；而同時，俄國還有機會在黑龍江流域建立統治權並攫取蒙古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