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李鴻章一生的最後一次議和（第2/11頁）

此時正是李鴻章的對頭——李秉衡帶著劉坤一“借”給他的兵北上之時。朝廷裏的大臣正在為如何確保北京不失而苦惱，他們在紛紛贊美李秉衡的“英雄之舉”時，也在大罵李鴻章故意在上海徘徊不前，什麽“何其忠於外洋而不忠於朝廷也”，什麽“大奸不除，不能大功”（翰林院編修王會厘奏折），什麽“是立黜一漢奸之李鴻章，而小人不敢效尤；重用一公忠體國之李秉衡，而士氣因之以振！”（給事中蔣式芬奏折）

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是個78歲的老人了，他的身體不好也是實情，但實際上他的健康狀況也並非壞到寸步難行，李鴻章在上海停留不前只不過又犯了當初榮祿同志同樣的病——心病。李鴻章並沒有意識到保住國都的唯一一絲微弱的希望正掌握在他手裏，恰恰是由於此時的他不能挺身而出，慈禧才不得不抱住李秉衡這根不是稻草的稻草，誅殺“庚子五大臣”，在清軍實際上已經徹底潰敗的情況下硬著頭皮繼續作戰，也為北京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在我看來，李鴻章的“賣國”“漢奸”之實並不是他曾經多少次向洋人“求和”，簽訂了多少“賣國條約”，而恰恰就是在現在這樣的時刻為個人考慮得太多，顧盼搖曳。因為他所有的“求和”也是在水到渠成的情況下才去的，也是為自己留好了後路的。這些因為主導洋務運動而多少“開明”的漢黨高官，並沒有多少關於“國家”的意識，更沒有關於“國家”的共識，他們嘴裏仍然是朝廷，而“朝廷”具體到心裏和實際行動中就是“公私兩便”，兩不便的時候自然就是“私”字為先，李鴻章也不例外。

甲午戰爭之後，備受冷落、閑居北京賢良寺的李鴻章曾有過一個自嘲：大清就像一間破屋子，而他就是東補西貼的辛苦的“糊裱匠”。人們往往只看到了李鴻章的難處，卻很少看到李鴻章自己也許只想當一個糊裱匠——能在這個危機四伏的廟堂上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就不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鴻章既非“愛國”，也非“賣國”，因為“國家”在大清是缺席的，“國家”意識都不存在，何來愛或者賣？李鴻章並非不知道這個世界上真正困難和可貴的不是忍辱負重，而是開拓進取；而這樣的“偉業”注定只能由他曾經、現在以及未來的對手——伊藤博文等人去完成了。因為“一定要建立一個近代化的國家”，這是明治維新的根本出發點，也是它與洋務運動在“頂層設計”上的最大區別，伊藤博文等人才有環境、有動力、有程序去承擔國家的責任、國家的風險，甚至還有國家的錯誤。每到關鍵時刻他們總能挺身而出，總是能為日本找到一條能讓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道路。

李鴻章啊李鴻章，當大清作為一個國家的格局只能是如此的時候，那麽她的大臣注定也是“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你的“舍我其誰也”，並不是英雄寶刀未老，而正是一個“糊裱匠”的格局。

八國聯軍提出“懲兇”

好吧，李鴻章是注定要在上海停留了，讓我們再來關注一下北京的情況。由於天津淪陷，北京城裏早已經人心惶惶，端王集團越來越被孤立，大家都把他們拋到一邊，各自去想“和”的辦法。7月17日，光緒給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寫了一封親筆求援信，先用快馬送到山東，再由山東用電報發往上海電報局，再用越洋電報發往美國。光緒皇帝在信中強調，大清和美國“長期以來保持友好關系，對對方均無懷疑和不信任。我們了解到，美國的目的是從事國際貿易，所以懇請美國協調各國一致為恢復秩序與和平（停戰和停止攻進北京）做出努力。”

麥金萊是19日收到這封信的，考慮了3天，他給光緒寫了回信，希望大清保證使館人員的安全，表示美國政府和民眾對大清“除了希望正義和公平以外，別無他求”，會“積極斡旋”。不過美國人就算是有心“斡旋”，也擋不住其他幾國要攻進北京的決心。3個月後（10月17日），光緒只好再給麥金萊寫信，“感謝美方的幫助，並希望美國能積極促成和談”，此時，北京早已經淪陷。

給美國總統寫信只是胡亂抓的救命稻草，慈禧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李鴻章身上。8月7日，八國聯軍已經準備進攻通州城了，慈禧又給李鴻章升職和增加權限，任命他為“議和全權大臣”，希望以此來鼓舞李鴻章“奮不顧身地北上”和打動列強。然而，八國聯軍是不會停止進攻的，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逃向西安。

8月20日，在驚弓之鳥般的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緒的名義發布“罪己詔”，公開承認當初做出開戰的決定“是錯誤”的，這也是給了李鴻章和參與“東南互保”的漢黨大臣一顆定心丸：將來朝廷對你們是不會秋後算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