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義和拳進京前的瘋狂（第5/8頁）

既然無法做到阻截端王集團，那就只有不做，這倒不只是怕了端王他們，榮祿軍政雙跨，既是武衛軍統領又在朝中有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頭銜的政治地位，端王他們也會小心對付的。但在朝廷裏政治鬥爭的敏感時期，惹不起一定要躲得起，一定要消除慈禧對你是否已經倒向端王集團的懷疑。如果你明明阻截不住，卻偏偏還在那裏“阻截”，久而久之，領導看到的不是你的努力和苦勞，而是會產生對你的懷疑，千萬不要想著皇帝領導現在正是需要我的時候，我去給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一下（“不為激情去獻身”），如果我不表現，就會失去他的信任——如果有這樣的想法那就大錯特錯了。

自從被慈禧綁上她的戰車之後，榮祿必須時時刻刻把眼睛盯著對手端王集團，但更加必須時時刻刻盯著慈禧，心裏想著慈禧。這種“想”不是某些野史八卦小說裏的與慈禧的男女生活作風問題，而是真正站在她的立場，時刻從她的角度出發，以她的權力安全為核心考慮問題，什麽叫“更加”呢？就是你可以一時忘記你的對手，但一定要記得你的領導！

因為她是“帝王”，而你自己也是權臣，尤其是軍權在握的權臣。

這就是榮祿“官做得越大，膽子卻越小”的真正涵義，也是“在官場如何學會自保”的真正涵義，多年的官場沉浮，就是這麽一點一點血淚教訓累積起來的政治經驗。歷史上很多的大臣都跟榮祿得過相似的“病”，他們的基本病因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怕對手打壓自己，更怕領導懷疑自己！

榮祿病了，請假了，不能為老太太公開沖鋒陷陣了，慈禧當然會想辦法“請”他出山或者逼他出山。但在這之前，慈禧必須親自來處理義和拳這個棘手的問題，山東有小袁在基本能放心了，主要就是直隸。

“禁”和“剿”——慈禧對待義和拳的根本態度

前面我們說過，慈禧對待義和拳的態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和她處理其他重大問題一樣——是以權力安全為核心考慮的。現在，是時候來詳細了解慈禧對待義和拳的根本態度了。

對於義和拳，慈禧的態度只有一個字——剿。

雖然它高舉“扶清滅洋”的旗幟，到處打著“愛國”旗號，但在慈禧看來這只是對她的統治構成的一種威脅。喂，你們聽說過一個未經批準拿著鋤頭扁擔、長矛大刀的民間組織不去下地，而是上街來“扶清”的麽？ 

沒辦法，和所有專制王朝的帝王一樣，慈禧是無論如何喜歡不上這幫事實上挑戰了朝廷權威、破壞了統治穩定的拳民，骨子裏只有厭惡。

當然，當慈禧最初聽說“義和拳”時，她並不認為這個組織和以往那些只熱鬧三五個月就銷聲匿跡的“亂民”組織有多少區別。在1900年義和拳進入“直隸發展階段”之前，朝廷並沒有專門針對義和拳發過上諭，1900年2月19日（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癸亥日），慈禧在上諭中首次明確提到“義和拳”，明確要求“禁拳”和“剿拳”（“上年據山東巡撫電稱、各屬義和拳會以仇教為名，到處滋擾，並及直隸南境一帶……著直隸山東各督撫，剴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

接下來，隨著直隸義和拳的“迅猛發展”，慈禧不僅心情更加急切了，態度也更加強硬了，義和拳民也變成了國家層面上的敵人——匪。一個多月後（3月30日），直隸棗強縣知縣（淩道增）因“緝捕拳匪不力”被慈禧明發上諭，公開革職。雖然只能在直隸的官僚系統中去處罰一個小小的知縣，但慈禧不過是要動用她的權威，抓個反面典型，以儆效尤，以一儆百。

不到半個月（4月12日），隨著“拳匪”越剿越多，形勢越來越不對頭，慈禧“剿匪”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她在抽裕祿的鞭子（“直隸總督裕祿奏，義和拳會蔓延直境，遵旨派員帶隊督同地方官妥為彈壓，並出示嚴禁，得旨即著隨時認真查禁，毋稍疏懈！”）。

但是在不到半月後（4月21日），慈禧突然又發布了一道奇詭的上諭，一道在後來的史書中爭議很大的上諭：

諭以民教皆朝廷赤子，食毛踐土自應彼此永遠相安，遇有兩造（原告與被告）爭執之案，止（只）論是非，不分民教，務在持平辦理，毋稍偏徇，即民間學習拳技，自衛身家，亦止（只）論其匪不匪，不必問其會不會，是在該督（裕祿）嚴飭地方官吏，準情酌理因應得宜，非朝廷所能遙制也。

在後來很多人看來，慈禧突然稱起拳民為“朝廷赤子”，並且要求“持平辦理，只論匪不匪，不問會不會”，這是因為直隸拳民失控引起洋人步步緊逼之後（後詳），慈禧對義和拳的態度突然有所緩和，甚至已經“倒向了義和拳”，動了利用義和拳的念頭。然而，恐怕事實並不是這樣的，要了解老太太的真實目的我們首先必須來了解上諭中到底說的是什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