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為何孫文一定要“讓位”給袁世凱？

孫文為革命占據的有利位置：就任臨時大總統

武昌兵變了，沒人知道孫文到底在哪裏。九次起義失敗，華僑們似乎再也不相信他了。為了籌款，孫文一直在美國各地馬不停蹄地演說，10月11日這天，孫文正與隨行人員奔赴美國丹佛市，第二天才在報紙上看到武昌兵變的消息（歷史作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稱孫文當時“正在美國洗盤子”，此說並無史料證實）。 和黃興、宋教仁一樣，武昌兵變的消息令孫文很是意外，經再三考慮後，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趕回國內指揮戰鬥，仍然需要籌款，增加老牌革命黨人的資本。可是從美國國務院到英國、法國外交部，孫文在歐美沒有換來一個國家的支持，也沒有籌到一分錢。沒有辦法，11月24日，孫文只得離開歐洲回國。這是自1895年廣州起義以來，孫文第一次公開回到國內，除了自己的“同志”，大清國內大部分人對他都是陌生的。正如黎元洪所說，他根本不了解孫先生，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麽主張。 在香港，曾經的得力助手胡漢民前來迎接，他如今已是廣東軍政府都督。胡漢民告訴孫文，如果您繼續北上上海、南京，一定會被推舉為總統，但是一個沒有一兵一卒和一分一厘的總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袁世凱不可信任，不如留在廣東練兵，將來對袁世凱和朝廷進行北伐，把全國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 孫文沒有同意，他知道胡漢民這個都督是怎麽來的。廣東新軍起事後，他們原本是想擁戴原兩廣總督張鳴岐為都督（正如武昌新軍“擁戴”黎元洪一樣），不過，張大人不敢出任，竟然逃走了，大家這才推舉了廣東籍的老牌革命黨人胡漢民。可見胡漢民這個都督也是“空頭都督”，是替別人當的。孫文認為，既然在廣東練兵也要從零開始，那還不如北上去“主持全國革命的大局”；袁世凱當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如果能迫使他推翻滿清王朝，強過用兵十萬。 經孫文這麽一說，胡漢民想想也對，他立即寫了一封手書，就把都督之位轉手“讓”給他人，跟隨孫文繼續北去上海。 此時的黃興、陳其美等孫派人物正在上海急切地等待孫文的到來。黃興不僅已經向南京的準國會提出“讓位”於孫文，還提出不要選大元帥，要選就直接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各位“議員”最開始並沒有同意，他們仍然強調臨時大總統“非袁不可”。不過，黃興態度強硬，他甚至有要帶兵對準國會“施加點影響”的意思。“議員”們很快又同意了，只是強調孫文這個臨時大總統也是暫時的，只要將來袁世凱一“叛變”，孫文就必須“讓位”，這就是“議員”們答應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的條件。 地方實力派的態度為何會迅速轉變呢？他們並不是忌憚黃興手裏的“兵”——要知道這些兵說到底也是他們的，他們不過是請黃興出面來指揮而已，黃興並沒有實際上的軍權。但以都督為代表的獨立各省實力派總算是明白過來了：與其把臨時大總統之位一直給袁世凱預留著，那還不如先讓革命黨的旗幟孫文當上這個臨時大總統，逼一逼袁世凱和他麾下的將領們。獨立各省反正只需要一面暫時走到前台的“旗手”，黃興可以，孫文也可以，但都督們自己就不可以，否則其他都督就會有意見。而都督們無論選孫文還是黃興當臨時大總統都是不用擔心的，在他們看來，孫、黃就是過渡性的“傀儡”。孫、黃無軍無錢，不可能利用臨時大總統之名掀起什麽風浪，如此才為獨立各省迅速接受，連條件都不用談。如果實力夠，大家選舉他們，那還要與他們談條件。 當然，獨立各省答應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也並不影響答應袁世凱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反正還是在談判，先答應再說嘛。 對於黃興的這個舉動，宋教仁又深深地失望了。現在黃興倒是意識到了要爭取的是“政府”的職位，而不是有名無實的軍方職位，但他偏偏又要把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孫文。一直以來，宋教仁都希望黃興能夠出頭，擔任臨時大總統。在宋教仁看來，只有黃興當臨時大總統，才有可能讓他一直以來堅持的共和立憲落地——實行內閣制。 根據宋教仁的設想，未來中華民國的各個政黨都要公開競選國會的議席，獲得多數席位的政黨的領袖，就是內閣總理，他可以在本黨中挑選人員組成內閣。也就是說，內閣總理才是政府首腦，而總統就相當於英國的“虛君”，基本只是作為國家元首和國家的象征，執行禮儀上的活動。 宋教仁的這個設想一出，大家一片嘩然：不就是你自己想當總理，掌握政府實權嘛。看上去確實如此，宋教仁雖然有著極強的政治天賦和才幹，但他實在是太年輕了（29歲），這麽大一個國家，選一個不到30歲、聲望淺的人當總統這是聞所未聞，但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長者當總統，宋教仁再出面組閣當總理，這是有可能的。 對於“想當總理的野心”，宋教仁比較坦然，後來他專門在報紙上寫了兩篇文章答辯。他說，世人汙蔑我謀一己之私想當總理，由來已久，雖然沒有這個事，但是我不想辯解，我反而是以此來激勵我自己來當總理。國家政治既然是共和政治，那麽國民人人都應該負責任，如果有人想當總理，這就不能再看作是君主專制時代的“謀反”，國家和人民都應該歡迎才對呀。共和不是學習美國嗎？美國的小學生寫作文，如果說他立志將來長大以後要為國服務，當總統，只會傳為佳話，我們為什麽就不能這樣呢？另外，作為一個虔誠的憲政主義追求者，宋教仁也是比較坦然的，憲政只是要限制權力，不是不要權力，追求憲政本身並不意味著要消解權欲，卻是要堅持“限制權力”才是最大的權力。 章太炎就很支持宋教仁。這個章太炎恃才傲物，能看得上的人沒幾個，對宋教仁評價卻很高。他專門在報紙上寫文章，認為宋教仁“有總理之才”，應該以宋教仁為總理來組織內閣。對於孫文，章太炎就很不客氣，說孫文這個人善於議論，不能做事，否定了孫文的地位。另外，章太炎到處放風，什麽等孫文當總統這是“兒童之見”，即使要選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反正就是明確反對孫文。 但如果宋教仁堅持內閣制只是為了他自己想當總理，那也稱不上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他是經過深思熟慮，認為民國的共和立憲只能實行內閣制的。此時宋教仁的思想正可以用章太炎的一句話來表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章太炎所謂的革命黨，其實指的就是同盟會中的孫派人物（以下簡稱“孫派同盟會”）。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革命的軍事力量（包括革命的新軍）都起來了，孫派同盟會這些具有威望的老革命就不能再包辦革命了，更不能以一黨（孫派同盟會）來組織南京臨時中央政府，不能認為其他與孫派同盟會有不同意見的革命組織（比如光復會）就是革命的敵人。 另外，從軍隊的角度來考慮，“革命軍”的主力是革命的新軍。黃興雖然被推舉為總司令，但他本身是同盟會之人，那麽他領導的這支軍隊到底是革命的新軍，還是屬於同盟會的“黨軍”？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黃興就永遠無法取得真正的軍事指揮權。 最後，革命的新軍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會會員，但是，孫文等人也沒有實力來把他們統一組織起來，以“黨軍”掃平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一切政敵，建立屬於“黨”（同盟會）的絕對統治。既然如此，“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按照當時向西方學習的共和建國理論，將來民國成立後，需要實現“軍隊國家化”。軍隊是國家的軍隊，“需要與黨派脫離”。如果軍隊中還存在同盟會等任何組織或者黨派，那就跟以前大清軍隊中存在哥老會是一樣的道理，最終會造成軍隊、國家的分裂，甚至出現軍閥割據和混戰，不利於新生的民國。所以，章太炎認為，必須以“國在黨上”為理念，正好趁著孫文回國，解散同盟會——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如革命黨不肯自行解散，那麽就證明其標榜的天下為公是假的，立黨營私才是真。 應該說，章太炎的考慮代表了當時非孫派人物的一些看法，但是這對孫文本人和孫派人物的打擊是巨大的。要知道享有同盟會威名的，正是孫文，他的手中沒有軍隊，在“革命的軍隊”裏幾乎沒有什麽資源和威望，卻有“革命的黨”（同盟會），擁有一定的政治資本。也正是因為如此，孫文才不會當什麽大元帥，他要當選臨時大總統，但如果真如章太炎主張的那樣，連“黨”（同盟會）沒有了，那麽孫文就什麽都沒有了！ 宋教仁和章太炎不同，他還是同盟會的人，他不會徹底放棄同盟會。同盟會一直是革命黨，是秘密結社，革命黨人之前擅長的是暴動、暗殺等暴力活動，這與以國會為舞台的公開的政黨競選有著本質區別。宋教仁主張把同盟會由革命黨改組為政黨，以便有合法地位參與將來的國會選舉，而這也就是宋教仁為何要主張內閣制的原因。現在，各省的都督和實力派成了新式的官僚集團，牢牢把持著行政大權，百姓們在行政系統的上升渠道很小，很難去當官、當都督，也不可能人人參選總統，但黨禁已開，百姓們可以自由組黨，也可以自由入黨、脫黨、換黨。實行政黨競選的內閣制，就是進一步把政治向百姓們開一道口子，讓人明白入黨是可以實現政治權利和政治理想的，從而把政治這個盤子做到最大，最終實現全民政治和平民政治。 不得不說，從“建設”的角度，宋教仁的這種想法和袁世凱的“國民會議”有異曲同工之妙。宋教仁之所以希望黃興出任臨時大總統，也是希望將來“讓位”給袁世凱之前，先把內閣制固定下來。 對於孫文，宋教仁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幾年前他就評價孫文是“野心家”和“落後於時代的人物”。宋教仁認為，一旦孫文出任臨時大總統，孫文不可能接受在他的總統之下再“橫插”進一個有實權的總理，他一定會學習美國式的“總統制”——由總統直接組閣，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其實總統制和內閣制並無優劣之分，但與即將誕生的中華民國不同的是，當時美國的選舉制度已經很成熟了，選舉權也緊緊掌握在人民手裏，總統就是由選民選出來的，而即將誕生的民國卻沒有這樣的條件，只能由都督把持的國會選舉總統。如果再由總統組閣組成政府，那繞來繞去，未來的中華民國豈不是空有共和、立憲之名，還是一權獨大嗎？ 另外，實行內閣制，必然要將同盟會由革命黨改組為政黨，這就意味著不能再“革命”了，必然要接受將來的袁世凱政權，只能以政黨競選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武力的革命手段來制衡袁世凱的勢力。孫文和宋教仁不同，雖然他們身上都兼具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性，但對於宋教仁來說，他主要是政治家，而孫文主要是革命家，甚至可以說是終生的革命家，孫文會從一直以來的革命家完成向政治家的轉變嗎？革命最終是為了人民，人民的幸福是要大於革命的，而對於一直認為“革命就是取得政權”的陳其美等孫派人物來說，他們會甘心嗎？宋教仁對此抱有深深的懷疑。 12月25日早晨，孫文抵達上海碼頭，迎接他的有21響禮炮，宋教仁果然沒有出現在歡迎的隊伍裏，他甚至連上海都沒有去，還留在南京。日本朋友北一輝極力勸說，宋教仁氣得滿臉通紅：“老兄你也學日本浪人（指一貫‘扶助’孫文的宮崎寅藏等人）的那一套嗎？你的大元帥主張誤了事，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文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將怎麽辦呢？黃興食言不來（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 但宋教仁畢竟是同盟會元老，他既然不能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樣徹底脫離同盟會，就必須“有大局意識”。在其他人的勸說下，宋教仁最終還是來到了上海見孫文。 果然，在同盟會內部會議上，就內閣制問題，孫文與宋教仁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孫文的態度比較生硬，他的意思是，為革命考慮，現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政治權力。既然現在大家都不信任你宋教仁，只信任我，只能推舉我當總統，我們“就不能對唯一信任推舉之人再設限制”，我個人也不會屈從個別人的意見，把自己當成一個“政治花瓶”，“以誤革命大計”。另外，即使要推進民主，在革命成功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以專制來推進民主”或許恰恰是這塊土地上最現實的選擇，因為在專制傳統深厚的土地上，人們還沒有民主的習慣（多年以後，孫文正式提出了共和立憲分三步走：軍政、訓政、憲政）。 宋教仁毫不退讓，仍然堅持己見。他的意思是，共和立憲本已超越了君主立憲制，如果實行總統制，連內閣制也一並超越了。內閣不善，可以更叠；總統不善，罷免則很困難（民國總統實際上是地方實力派在內部平衡後推選出來的），如必欲罷免，必然引起政治動蕩，動搖國本（各地方實力派都會爭相推選自己陣容的“總統”）。所以總統制雖然在美國已經很成熟了，但在民國不一定合適。民國有自己的國情，如不顧國情，一味超越，欲速則不達。 現在我們知道了，孫文和宋教仁的想法有著根本上的分歧。孫文果然仍然站在革命的立場。革命家擅長於“不破不立”，堅定地相信只有由革命者將來主導的政治才是“好政治”，革命不成功政治就不會成功；而宋教仁這樣的政治家會放棄這樣一種信念，即總想發明一種空前絕後的好制度，一種一勞永逸的制度，而不是在世界範圍內已有的制度裏選擇一種普遍最好的，再結合自己國家的國情進行學習和探索。在宋教仁看來，政治是世俗的，也是現實的，尤其不能有完美主義，如果政治家總想憑空創造或者摸索出一條完美的道路，那麽就是危險的。 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都完全不一樣，兩個人自然是誰也說服不了誰，也無法達成妥協。在其他人看來，宋教仁堅持和孫文“作對”，不過是不願意看到他在南京開創的一片天地中，最後是由孫文來“摘桃子”。宋教仁除了他自己，沒人支持他，黃興勸說宋教仁必須服從“黨議”，尊重孫先生。宋教仁只得憤憤不平地返回南京，繼續向在南京的準國會遊說他的內閣制。 準國會（也就是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自然不會理睬這個需要他們讓權的內閣制。12月27日，準國會派出了三名代表前往上海與孫文會面，商議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的程序，三代表首先向孫文強調，這個“臨時大總統”是過渡性質的，將來還必須接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非袁不可”的現實，需要“讓位”給袁世凱。孫文立即回答：那不要緊，只要將來袁世凱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 另外，孫文還提出條件：總統就是總統，“臨時”二字可以不要，並提議中華民國從此改用公元紀年，他於公歷1912年1月1日就職——孫文對此又是有現實考慮的，此時還是農歷十一月初八，按照慣例，新的就職典禮一般都在新年正月初一舉行，而改用西歷，孫文在幾天後就可以就職。 三代表表示這兩件事情太大了，必須趕回去請示，三人於是連夜把孫文的條件帶回南京。第二天，準國會開會認為，“臨時大總統”的“臨時”二字不能去除，因為此時南北尚未統一，統一的中華民國還未建立，正式的憲法也還未制定，正式的總統自然無從談起；至於改用西歷，出於讓孫文盡快就任的考慮，最終勉強通過。 12月29日，準國會開始選舉臨時大總統，候選人有三位：孫文、黃興和黎元洪。在南京的“議員”們自然不會選湖北的黎元洪，黃興已經明確表示不會當，那自然就是選孫文了。一省一票，總共17票，孫文獲得16票，另一票仍然投給了黃興。選舉采用的是無記名投票方式，我們有理由相信，孫文缺的那一票，應該是宋教仁做通了其中某一省的工作。 12月30日，準國會再次通過決議，說明昨日已經選舉出臨時大總統，“已足見國民多數贊成共和，毋庸再開國民會議”。這個決議本身就說明了獨立各省同意讓孫文出任臨時大總統的秘密：他們急需一個人來繼續扛起革命的旗幟，阻止袁世凱的“國民會議”，這個人就是孫文。獨立各省實力派挾“民心”讓袁世凱接受共和，卻不許袁世凱挾“民心”來合法合理地逼退皇室，一定要袁世凱獨自承擔“篡位”的罵名，一定要讓袁世凱也像他們一樣徹底地“背叛”大清朝廷，這樣他們才有真正的安全感。當然，如果按照召開“國民會議”的原計劃，投票權掌握在獨立各省都督手中，孫派同盟會必將迅速邊緣化，孫文也必須盡快就任臨時大總統，從而獲得與袁世凱“平起平坐”的地位，逼迫他不得不把孫派人物視為平等的談判對手，增強孫派人物在大清政權覆滅後權力再分配中的籌碼——孫文的臨時大總統和南京“臨時中央政府”，就是孫派同盟會與獨立各省實力派合力的結果。 1912年1月1日，孫文離開上海，前往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臨時國旗。出於對孫文的不完全放心，1月2日，準國會（實際上是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對準憲法《組織大綱》進行了修訂，增設了副總統一職；1月3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20多天後，準國會改名為南京臨時參議院，孫文果然選擇了參照總統制，不設總理，直接組閣。幾千年以來，一個以共和立憲為目標的“臨時中央政府”誕生了！ 孫文組閣之時，宋教仁曾建議：內閣閣員全部用革命黨人，不用舊官僚。當然，宋教仁這又是在為內閣制做再一次努力：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全部用革命黨人，也就是把大清原有的官制變成了政黨內閣，革命黨就相當於自動改組成了政黨。而黨務（而不是暴動、暗殺）一向是宋教仁的特長，只要成為政黨的領袖或者實際控制人，宋教仁也就相當於內閣總理。但宋教仁這個建議注定是不會被采納的，出於現實考慮，孫文的內閣名單照顧到了方方面面，既有原大清官員，也有立憲派，還有革命黨人。 從《鄂州約法》起，宋教仁已經徹底地得罪了黎派、獨立各省實力派、舊官僚甚至孫派同盟會，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孫文原本提名宋教仁為內務總長，被準國會否決，僅僅擔任總統府法制院院長。許多人為宋教仁而抱屈，宋教仁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 宋教仁是不會放棄他的政治理想的，他仍然會把握時機付出不屈不撓的努力。接下來，按照程序，南京臨時政府就該繼續“拉袁”了。地方實力派畢竟不敢徹底得罪袁世凱，畢竟還需要袁世凱去逼退皇室，必須要讓他放心：我們雖然在南京選出了一個臨時大總統，但這只是暫時的，“非袁不可”的現實仍然沒有改變。張謇對袁世凱發電：大哥只要你今天逼退皇室，明天就能擁戴你當總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甚至在孫文的誓詞中，都不得不加上要“讓位”的意思：“至專制政府既倒……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這與其說是讓孫文就職的誓詞，不如是讓孫文表明一定會辭職的誓詞，也算是能讓袁世凱和他麾下的將領們在憤怒過後，又審時度勢，重新回到和談之路上。 雙方的代表唐紹儀和伍廷芳轉入了私下談判。共和已經在南方成為了既定事實，接下來要談就的不再是共和、君憲這些關於國家前途的大事，而是圍繞著袁世凱如何逼退皇室、孫文如何“讓位”的程序。這實際上是涉及到革命陣容、袁世凱以及皇室之間的一筆政治交易，自然是不好公開進行的，雙方就私底下你來我往，討價還價。 焦點也回到了孫文身上。孫文不是從大清原來的新軍將領搖身一變的“革命的都督”，他是老牌革命黨人，或者說，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會輕易“讓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