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清滅亡，民國重回革命

孫文“讓位”了，同盟會該怎麽辦？是按照孫文的意思繼續保留革命黨的色彩，還是按照宋教仁主張的褪去革命黨的色彩，改造成公開的政黨？自然，孫文已經“讓位”，民國已經成立，再革命就沒有任何理由了，同盟會要麽解散，要麽改造，宋教仁的主張才是大勢所趨，連孫文也無法阻擋。1912年3月，同盟會由地下走向公開，宋教仁被選舉為政事部主任幹事，開始對同盟會進行政黨改造。 宋教仁果然不負眾望，他挑選同盟會中的非激進分子，與其他民主政黨、社團合並和改組，成立了合法公開的全新政黨——中國國民黨。宋教仁成為代理理事長，雖然名義上的理事長還是孫文，但很顯然，宋教仁已經成為了這個全新政黨的操盤手。這個政黨脫胎於同盟會，或者說取代了同盟會，但它又明顯區別於以往的同盟會，它成了合法政黨，沒有了革命的宗旨和色彩，用宋教仁的話來說，這就是“毀黨造黨”“大公無黨”。 宋教仁自然不會只是改造同盟會這麽簡單，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政黨競選和內閣制。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隨之遷往北京，改為北京臨時參議院，並立法規定1913年將召開民國的正式的國會（包括眾議院、參議院）。說起來這個年限還是當年載灃定下來的，民國都成立了，自然不能比當年的大清還落後，宋教仁早已經瞄準了國會選舉。 與宋教仁有同樣想法的還有很多人，一時間，民國大地上出現了數百個政黨，黨員人數無法統計。據說在北京，陌生人之間打招呼，在問完“貴姓”之後還要問“貴黨”，他們都鉚足了勁，準備競逐第一屆國會選舉。請注意這是選舉，而不再是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指派了。民國畢竟已經成立，共和立憲這個民國最大的政治誰也無法撼動，任何勢力都無法反對“國會由人民選舉”，北京臨時參議院也至少要在立法上把選舉權落到百姓們之中——當時規定合法選民除年滿21周歲的男性（婦女沒有選舉權）、在選區內居住2年以上外，或至少滿足其中一項：每年納直接稅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動產；擁有小學或相當於小學的學歷。這樣，民國4億多人口中，統計的合法選民約有4000萬。 現在，民國需要的只是一批防止法律只停留在紙面上的人，需要只是一批用紮實工作把法律落地的“較真”之人，宋教仁即將成為他們的代表。 1912年12月，國會選舉正式開始，在這場“選戰”中，最辛苦的應該是宋教仁，他組織國民黨人馬四處集會、演講、造勢，發動選民投票，同時也親自拉票。他要求國民黨全黨“要停止一切運動，專注於選舉運動”。“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 在這個擅長的領域，宋教仁做得風生水起，急劇上升為政治新星。在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他幾乎成了老牌革命黨人中唯一的風光人物，在外人看來，他又表現出向孫文等人咄咄逼人的“奪權”氣勢。宋教仁也充滿自信地說：“無論是孫的勢力或是康（有為）的勢力，都難望得到永遠存續。到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新人物出現，代表漢族抵制滿族，這是趨勢。” 在宋教仁看來，這新人物無疑就是他自己。 果然，1913年3月中旬，國會選舉落幕，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在參、眾兩院選舉中都以壓倒性的優勢成為第一大黨。據統計選民中投票率約占10%，也就是全國約有400萬人直接參與了投票。盡管也難以避免選舉笑話和選舉腐敗，但宋教仁聯合一些人已經為共和立憲取得了重大一步：突破了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掌控國會的企圖，實現了政黨競選，“平民政治”和“全民政治”初現端倪。 接下來接力棒交到了袁世凱手裏。 根據《臨時約法》，總統是政府的首腦，總攬行政大權，總理是由總統提名，獲得參議院的通過後任命的。對於袁世凱來說，他只有提名宋教仁為新的內閣總理，才最容易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將來也才最容易獲得國會的支持；而對於宋教仁來說，他首先要獲得袁世凱的提名，即便成為了內閣總理，也需要繼續尋求與上級袁世凱的合作。 如此一來，袁世凱和宋教仁之間有望形成既有良性合作又有相互制衡的關系。宋教仁“擁有”國會，在立法權上既可以支持袁世凱，也可以制衡袁世凱；而袁世凱是臨時大總統，他在行政權上既可以支持宋教仁，也可以壓制宋教仁。在這種“合作中制衡”的關系背後，正是意味著憲政建設即將上一個新台階。 這一切自然都是宋教仁和袁世凱希望看到的。宋教仁是一個憲政主義者，原本追求的就是這樣的結果；而對於袁世凱來說，雖然他曾經更看重朝廷的合法性，但一旦成為大總統，共和立憲就是他唯一的合法性來源，也是民國的立國之本，他既沒有必要，更沒有勇氣和實力去挑戰共和立憲（至少現在沒有）。恰恰相反，真正的共和立憲對他是有利的，因為大清滅亡了，“載灃式”的難題留下來了，袁世凱急需通過宋教仁這樣的平民政治家，向人民借力，把大清向往多年卻不僅沒有實現反而導致內部崩潰的設想變為現實——把地方實力派（官僚集團）納入憲政的軌道！從而最終制定出一部真正權威而有效的憲法，穩定民國的政局。 也就是說，袁世凱的對手始終都是試圖通過國會把袁世凱政府變成“傀儡政府”的地方實力派（官僚集團），而不是間接幫助他的宋教仁；地方實力派因私而設的“假共和立憲”，是袁、宋在政治上共同的敵手。在這樣的框架之下，他們都難以施展才能和行使權力，都迫切希望改變現狀。袁世凱和宋教仁之間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彼此互相需要，需要尋求與對方的合作，他們之間的合作面遠遠大於沖突面——局勢竟然把他們都推到了共和立憲“建設者”的位置！ 現在，高居廟堂的袁世凱和起於民間的宋教仁，成為了受人期待的一北一南、一朝一野的兩大政治明星，很多人會害怕和阻撓他們之間的聯手，但更多的人期待他們的聯手。 袁世凱行動了，他給此時在南方的宋教仁發出了“即日赴京，商決要政”的電報。宋教仁將從上海乘火車進京，這裏是老牌革命黨人的大本營，但宋教仁卻沒有見到孫文——相信很多人都要問，此時的孫文幹嗎去了？ 在卸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孫文曾專程去北京與袁世凱會面，他說，今後要舍棄政事，專心為民國修20萬裏的鐵路。袁世凱正要給孫文“安排個去處”，聽到孫文如此表示，隨即任命孫文督辦全國鐵路，在上海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孫文似乎真的是專心修鐵路去了，就在宋教仁抵達上海之前，他已經帶著一幫人馬去日本“考察鐵路建設”。 在過去的一些書看來，孫文不想著將對袁世凱的革命進行到底，反而幻想“實業救國”，這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軟弱性”的表現，但這恰恰是誤解了孫文。孫文從來都是認為“袁世凱不可信”，直到最後一刻才無奈放棄了對袁世凱使用革命的手段（北伐）。多年以來，孫文為革命的籌款都是“不擇手段”的，而鐵路是個大利場，大清變成了民國，鐵路主宰由盛宣懷變成了他，這又是一個為革命籌款的好機會！ 也就是說，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孫文確實無意角逐政治，孫文還留在革命隊伍裏，還需要為革命黨人爭取政權，如果要接受現在的民國，就要接受政權不在手裏的現實。站在這個角度，袁世凱比當初的清政府更加危險。當初革命黨人為“驅逐韃虜”流血犧牲，雖然希望渺茫，可畢竟還找得到合法性；現在為各方所接受的民國已經成立，如果還要對袁世凱繼續“革命”，合法性又在哪裏呢？又有什麽理由呢？ 隨著宋教仁即將北上，他與孫文之間的分歧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雖然宋教仁也一直認為“袁世凱不可信”，但宋教仁的“不可信”是從憲政、分權的角度出發的。在宋教仁看來，如果沒有憲政框架下的分權，換作誰（包括孫文）來當總統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宋教仁要做的只是在共和立憲的框架下與袁世凱共處；他只會限制總統的權力，不會奪取總統的位置；他不會非得追求“革命勝利後”的革命黨一黨執政，卻不會放棄在民國中以政黨競選參與執政——這必然會導致宋教仁“放棄革命”。在他看來，革命雖然可以推翻朝廷，但共和立憲只能通過協商、妥協和契約才能帶來。 孫文卻是一個現實的人，他不像宋教仁那樣“理想化”，對通過沒有武力依托的政黨競選來制衡袁世凱等其他勢力抱有根本性的懷疑。對於孫文以及陳其美等孫派人物來說，他們眼裏的“袁世凱不可信”卻是無視袁世凱政府已經成立的事實，要再一次推倒重來，奪取政權——這也必然會導致孫派“將革命進行到底”，繼續用武力來達到目的，對於政黨競選這樣的事情自然不會很在意了。 而現在，對於孫文以及陳其美等孫派人物來說，宋教仁讓章太炎的“革命黨消”變成了現實，也在事實上讓孫文和陳其美等人“什麽都沒有了”變成了現實。同盟會已經不存在了，孫文和陳其美等人手中已經沒有了“革命黨”，新的政黨政治又不是他們希望的道路，也沒有他們的位置。隨著宋教仁另樹一幟，急劇上升為新的政治明星，孫文本人和孫派人物陳其美等人卻都被邊緣化了。更為可怕的是，一旦宋教仁真的代表國民黨與袁世凱達成良好合作，那麽，孫文和陳其美等人失去的不僅是家底和手中唯一的牌，也是“革命的前途”，從此只能接受作為“革命黨”的同盟會變為民國政黨的既定事實。孫文等人如果要繼續革命，又只能從頭開始，這對孫文的革命事業簡直是滅頂之災——宋教仁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孫文等人的“革命大計”！ 由於這種根本上的分歧，與袁、宋之間不同，此時的宋教仁與孫文、陳其美等人之間既沒有了合作的意願，也沒有了合作的可能，而是進入了非此即彼的對立面。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相信，孫文和陳其美等人即使沒能阻止住宋教仁把同盟會改造成中國國民黨，也必將阻止宋教仁北上與袁世凱真的達成合作！ 3月20日，是宋教仁從上海火車站啟程前往北京的日子。在與革命黨人的辭行聚會中，陳其美說：“遯初（宋教仁的字），你不要快活，仔細他們（指袁世凱政府）會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你。” 宋教仁聽後笑道：“只有我們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裏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 宋教仁說的是事實，暗殺一直是革命黨人的利器，袁世凱對此還生疏得很。 1913年3月20日晚10點45分左右，上海火車站，槍聲響了，宋教仁遇刺，送醫院後不久便不治身亡，年僅31歲。臨終之前，宋教仁沒有留給孫文片言只語，遺言留給了遠在北京的袁世凱。他報告了自己遇刺的經過，並提出遺願：“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使）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他似乎至死都沒有懷疑過袁世凱，也沒有計較個人得失，沒有要求報仇雪恨，至死都在牽掛新生民國的憲政建設。 他沒有資源，沒有顯赫的出身，更沒有槍杆子，不能像科舉時代的讀書人那樣“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於是他“貨與人民”，卻還是以悲劇結尾。 他終於做到了“年輕又有聲望”，可是他永遠年輕了。 2016年春節，我曾來到宋教仁故居，在這座後來重建的空蕩蕩的故居之前，已經很難發現他當年的足跡。 誰才是真正的幕後元兇？百余年來，真相一直沒有水落石出，正是因為如此，袁世凱是無法排除嫌疑的。此時的內閣總理趙秉鈞也是有嫌疑的，宋教仁上位，他必然下位，按照一般的權力邏輯，他就是“理所當然”的幕後兇手。 而陳其美更是有嫌疑的。站在革命的角度，宋教仁就不是當初陶成章那樣的“假革命”了，而是“叛變革命”和“反革命”，宋教仁只能死，刺宋案也只能引向袁世凱政府和他本人。但暗殺宋教仁帶來的後果和影響要比暗殺陶成章嚴重得多，而且宋教仁在同盟會裏的資歷不僅比陶成章要深，比陳其美也要深，如果沒有得到孫文默許甚至授意，陳其美能否擅自決定？ 根據《臨時約法》規定，作為三權之一的司法權是獨立的，並不受行政權的幹涉，上海地方檢察廳已經向趙秉鈞發出了傳票，要求他到上海接受問詢。只要趙秉鈞來上海，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刺宋案都將以司法獨立的方式進入法律程序，可以說，這是宋教仁以他的生命換來的民國共和立憲的重要一步！ 趙秉鈞稱病未到。 幾個月後，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人燒起了民國的第一把戰火，發動“討袁之役”（又稱“二次革命”），刺宋案的司法審判程序被戰爭徹底打斷，幕後元兇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成謎。接下來的事情我們知道了，沒有了宋教仁，地方實力派又試圖通過國會將袁世凱政府變成“傀儡政府”，袁世凱兵圍國會，並最終稱帝，在各方的群起而攻之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