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在寫作晚清的五年裏

《晚清最後十八年》寫作開始於2011年，現在回想起來，為什麽要寫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很多的細節都記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當時看到的一則新聞——湖北武漢投資200多億籌備辛亥革命百年慶典，當時就有一個念頭：這是紀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嗎？ 動筆之後，一開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網上的，與網友們互相討論和交流。一年多以後，它被評為天涯網“2012年度十大作品”，於是進入出版程序，和讀客圖書談合作。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個帖子還沒有寫完的時候，就和我簽了出版協議，也很感謝他們後來為這套書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時我已在《旅伴》雜志社工作九年，26歲時從記者、首席記者做到了執行主編，寫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業余時間，包括每一個晚上和周末。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說：在我的觀念裏，寫作是可控的，戀愛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對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是可控，只有寫作對你來說才是不可控的，我們分手吧。 當時她在電視台工作，工作繁雜忙碌，在她特別需要關心和傾訴的時候，我總是不在她身邊。 我原本以為我的寫作生活就要這麽繼續下去，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個電話。 那天舅舅從長沙打電話過來，說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種怪病，他瞞著父母偷偷跑到湘雅醫院來住院，幾天後就要進手術室了。 老兄在深圳開了一家塑膠模具工廠，固定資產做到了幾千萬，但仍然是一個夫妻店，他負責業務，嫂子負責財務，小孩還在上學，在生病的時候，就沒有人可以去陪伴，因為工廠還需要運轉，每天還有事情都要處理，工人還需要發工資。 我從雜志社請好假，跑到長沙去陪伴老兄。八個小時的手術過後，大夫告訴我：情況很不樂觀。在他們開會診會議的時候，我在旁邊，我聽到了“六個月”這樣可怕的詞語。 安頓好老兄後，我一個人跑到醫院的樓頂上，號啕大哭了半個小時。我覺得人生很荒誕，幾天前我還只想著如何做好雜志選題，現在只能一個人躲在樓頂哭泣。然而我也作了一個決定，當我回北京辦好辭職手續再回到湘雅醫院病房時，我發現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著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我告訴他：我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辦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裏，照看輸液，買飯喂飯，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邊的民居給老兄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悶，攙扶他走路，去樓下曬太陽，抽空的時候就聯系國內外一切可能的醫藥信息。有一天，同病房裏另一個陪床的壯漢突然塞給我一袋熟食，說這是他特意回家親手做的。他說：“小夥子我覺得現在像你這樣的年輕人不多了，你對你父親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訴他，這不是我父親，他是我老兄。這個人聽後怔住了，他拍著我的肩說：“相信我，兄弟，你們是會創造奇跡的！” 那一刻我跑到樓道裏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實是最不容易的。自小我和老兄“畫風各異”，我沉浸在書本世界裏，老兄卻更愛玩鬧，用學費買衣服，和人談戀愛，打架，下館子，花錢大手大腳，後來讀到高中死活不讀書了，一會兒要去學武術，一會兒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時間把家裏的積蓄虧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廣東，從工廠的一名保安做起，這才開設工廠。我是職場人士，有了事還可以辭職一走了之，他卻不能“辭職”，哪怕是進了醫院，兩部手機還是響個不停，還要處理很多的事情。我只能用心去照顧他。 病房裏經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鐘之內作決斷的時候。大夫會告訴你，接下來如果用這一種藥，醫保可以報銷，但還有一種從外面購買的進口藥品，不在醫保報銷範圍內，5萬元一小瓶，一次輸液用兩小瓶，10萬元。我問療效如何，大夫說理論上會更好，但這種病原本就是沒有保證的，所以療效也不能保證。那時候我經常盼望著時間可以慢一點，這樣用下一個10萬的時候，也可以慢一點。 有一天，老兄突然對我說，一會兒他有個生意上的朋友要過來看他，他不會有事，叫我別擔心。這個人進了病房後，和老兄聊了一會兒，老兄突然表現得十分痛苦，不斷地喘著氣。那個人見狀，十分難為情，欲言又止了好一陣，終於留下一句“你好好養病”就走了。我想起老兄的話，突然明白了：這個人不是來看望老兄的，是來要錢的。老兄的工廠因為一時周轉不過來，拖欠了他的貨款，他見到老兄病重，這才沒好意思開口。 我跟老兄商量，把工廠裏的原料先低價賣出去一批，付掉他的貨款，等資金周轉過來後，再把原料高價買回來。這人也是中小企業主，他的資金周轉也很困難，如果不是實在沒有辦法，不會跑到病房裏來催款的。 治療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大夫過來告訴我們，再過幾個療程，頭發可能要全部掉光了。晚上，老兄對我說：“你扶我下樓去吧。”原來，他要去找家理發店，剃個光頭，然後跟我去買了頂帽子戴在頭上——是的，即使病重，人生也要主動。 病房裏經常會有告別的時候，可能上午剛認識的病人，下午就見不到他了。陪床的人告訴我，病人在病重的時候，會很沒有主張，也會很敏感，陪床人任何一個細微之處的言行都會給他帶來不一樣的感受。老兄在治療期間，只能吃特別清淡的飯菜，不能放任何配料，也幾乎沒有鹽。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樣的飯菜，跟他一起吃飯，他吃什麽，我就吃什麽。是的，我就是要用這種看似可笑的方式來告訴老兄我會一直陪伴他，給他信心。 幾個月過去了，冬天來了，有天傍晚，陪他在樓下散完步後，我對老兄說：“你先上去吧，我等一下再回去，我再去吃點兒東西。” 剛剛路過一家麻辣燙攤點，香飄四溢，實在是太誘人，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跑回攤前一頓猛吃，直到再也吃不下為止。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醬吃得精光。 我以為老兄早回病房了，但當我走回去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樓下的花壇上坐著一個人。天空中飄著小雪，他的背影很孤獨，那是老兄，他沒有上樓，他坐在那裏等我回來。 回到病房後，我覺得心裏很難受，躲進衛生間裏無聲流淚。我責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可是我為什麽沒能忍住？ 幾個月以來，似乎已經流盡了自長大成人以來所有的淚水，很多的時候，我一度認為我們兄弟倆人生會過不去。但那一刻，我覺得人生再也沒有什麽可怕的了，但我要把這種力量告訴我的讀者。 在從北京拖過來的那件碩大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還有一台筆記本電腦。每天到深夜，當病房熄燈、老兄睡去之後，我把病房裏的椅子搬到走廊上，借著光亮打字。值班護士過來管過幾次，後來也不管了。醫院裏沒有網絡，遇到對史料有疑問的地方，我只能先記錄下來，等到一個集中的時間去附近的網吧上網。我必須拿手機定好鬧鐘，因為我怕我忘記了時間，忘記了病房裏還在輸液的老兄。 我用這種方式完成了《晚清最後十八年》第二部。 六個月過去了，十個月過去了，在所有親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老兄的病情奇跡般地好轉了，他可以出院了。後來老兄跟我說，我原本以為我們只是兄弟，現在看來你還是上天派來救我的。 我們抱頭痛哭。 是的，書本裏的世界很廣闊，但如果我們不能從小事做起，不能善待身邊人，學習歷史又有什麽用？如果我們不去經歷真正的磨難，又怎會有真正正確的價值觀？當我們積極面對困難的時候，心裏面一定會有個聲音告訴你困難是暫時的，你是在做正確的事。 無論世界多麽荒涼，心中的光明總要靠自己點亮。 老兄回到了深圳，我回到了北京，寫作還在繼續。我發現我有了一個不好的習慣：只要發現銀行卡上的錢還夠付半年的房貸，就總想著辭去工作，專心完成剩下的作品，因為我其實一直是一個一心不能二用的人。父母反而擔心我了，他們從深圳跑過來，監督我好好上班，也監督我找女朋友。 辭職之後，我每天拿著包，從家裏出去，有時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館，有時候是在公園裏，繼續寫作。離家不遠的地方有一條不經常過火車的鐵路，那裏永遠停著一輛貨車。大部分的時候，我坐在鐵軌旁打字。對面是一棵樹，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有葉子開始從樹枝上掉下來了，原來時間已經快過去三個月了。 我在這裏完成了日俄戰爭對馬海戰的寫作。 父母告訴我，他們要回去了。我很愧疚，讓他們監督的事情都落空了，父母其實早就發現了我的秘密。後來他們跟我說：“孩子，你每天拿著包出去，但有一天你是穿著拖鞋出去的，我們又怎麽能再給你壓力呢。” 五年了，寫作已經成了一種生理需要。將你的人生，像毛巾浸在水裏一樣浸在孤獨裏，擰幹了，便是人生的遼闊。我想我已經做好了準備去遇見和把握一份屬於自己的緣分。我希望將來這套書再版的時候，也能夠寫下獻給某人，我相信我能夠組建幸福的家庭，我們在聽從內心聲音的路上走了多久，幸福的到來就會走多久吧。 五年了，還去過很多的地方，每當史料不能給我答案的時候，我總要到歷史人物曾經涉足的現場去轉一轉，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們可愛的家鄉。為什麽我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是因為我們的眼裏總是飽含淚水。 有一個地方是留到最後才去的：浙江海寧。 1916年，繞地球已經數周的孫文回到了國內，他應朋友之邀，來到海寧觀看錢塘江大潮。 錢塘江洶湧的大潮，當它湧來時，如萬馬奔騰，巨浪滔天，驚濤拍岸，地動山搖，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 這樣的場景，令看慣大風大浪的孫文也無比動容。 觀潮過後，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靜，他覺得他應該寫點什麽。 孫文似乎看到一種人世間最本質的東西，而這也是我們最終要講述的歷史規律。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黃治軍 於2017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