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袁世凱出山，為何只能拋棄大清，接受共和？

袁世凱出山，鞏固北方局勢

武昌兵變的消息傳到了北京，載灃突然發現一個尷尬的問題：朝廷有能力迅速平叛的，除了已經在慈禧時代被開缺的岑春煊，那就是袁世凱了，而袁世凱恰恰就是被他載灃自己給開缺的！ 沒辦法，還是先用滿人比較保險，載灃命陸軍大臣廕昌率軍南下平叛。可是誰都知道，只有袁世凱才是最合適的人選，以奕劻為首的內閣官員紛紛要求起用袁世凱。列強雖然聲明對武昌兵變“恪守中立”，既不支持革命新軍，也不支持朝廷，但他們卻支持袁世凱，要求朝廷迅速起用袁世凱，穩定大局。 在這些人的眼裏，袁世凱成為了唯一能夠穩定大局的人。一個在三年前就被開缺的落魄賦閑的官僚竟有如此大的影響力，這應該是大清以來極其罕見的。 眾人越是力推袁世凱，載灃就越是痛苦，也極為不甘心。這相當於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可是他已經沒有了其他選擇。10月14日，載灃終於發布上諭，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 兄弟你沒看錯，就是湖廣總督。袁世凱三年前被開缺時，他還是軍機大臣，雖然現在軍機處已經裁撤了，但袁世凱連內閣都沒得進，一個小小的湖廣總督能讓他帶著千恩萬謝趕到武昌去？看來在載灃眼裏，這場兵變還只是湖北一地之事，平息了湖北，一切就萬事大吉了，到時候別的地方再有兵變就不關袁世凱什麽事了，袁世凱也無權統一指揮和處理。 見到這位年輕的攝政王還是這個心胸和格局，袁世凱笑了，他婉拒了這道命令。他並不是抗拒出山，只是於公於私都不能就這樣出山。他已經給自己定下了出山的原則：一定要有實權。是啊，有了實權，才能成功平叛，有了實權，將來也才能成功自保——一旦出山，就不再是民而是官了，載灃有的是機會和借口卸磨殺驢。 袁世凱不來，載灃也很生氣，可是半月之內，湖南、陜西新軍陸續兵變，宣告獨立，連鎖反應眼看就要蔓延開來，載灃坐不住了。10月27日，他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為平叛調往前線的海陸各軍，朝廷不為遙制，並撥出白銀一百萬兩為軍費。 袁世凱終於可以出山了。三天後（10月30日），袁世凱離開河南，率領他當年的嫡系北洋新軍南下平叛。袁世凱畢竟是袁世凱，11月1日就指揮部將馮國璋攻下了漢口，給了黎元洪一個下馬威。 但此時袁世凱最擔心的並不在湖北前線，恰恰是他的後方——京畿。 三年前開缺袁世凱之後，載灃大人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繼續進行下一步——清除袁世凱在北洋新軍中的勢力。為了排擠掉袁世凱的嫡系，載灃大肆提拔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軍校生作為新軍的領導。比如號稱“士官三傑”的吳祿貞、張紹曾和藍天蔚，這三位分別出任第6鎮鎮統（此時駐紮保定）、第20鎮鎮統（此時駐紮直隸灤州，今屬河北唐山）以及第二混成協協統（此時駐紮奉天，今沈陽），另外還有閻錫山出任山西新軍標統（相當於團長）。這些人都是從日本留學回來，並不屬於袁世凱的班底，自然不會忠於袁世凱。不過，載灃也萬萬沒有想到，這四人在留日時受到革命的影響，早已先後加入同盟會。武昌兵變後，以吳祿貞為核心，四人開始密謀：也在北方來一場兵變，聯手推翻朝廷！ 10月29日，就在袁世凱趕往湖北前線的同時，張紹曾、藍天蔚先出手，聯絡一批將領聯合向朝廷通電，要求以真正的立憲改革平息即將在全國蔓延開來的獨立風潮，史稱灤州兵諫。同一天，閻錫山在太原發動新軍兵變，宣告山西獨立，閻大人自任山西軍政府都督。他們的配合還真是天衣無縫。 山西獨立對朝廷的震懾是可想而知的，它距離京城的鐵路車程僅在半日之內，這已經快亂到眼皮底下來了。第二天（10月30日），載灃連發數道上諭，同意灤州兵諫的要求，宣布從即日起廢止“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推行憲政；赦免政治犯（汪精衛由此出獄），幾天後又宣布開放黨禁，準許大清國民按法律自由組黨。 為了對付鬧獨立的閻錫山，載灃任命吳祿貞為署理山西巡撫，令他率領新軍就近前往山西平叛。此時的吳祿貞也無所顧忌了，他竟然截住了朝廷給在湖北前線的袁世凱運去的軍火，並且和閻錫山秘密會面。吳祿貞告訴閻錫山：朝廷任命我為山西巡撫，是想讓我和你搶地盤，但我是絕對不會上當的；我們應該趁著袁世凱正在湖北前線，朝廷後方空虛之際，組成聯軍，由我親自率領，再聯合張紹曾和藍天蔚，從保定、灤州、奉天三個方向圍攻北京，同時找機會除掉袁世凱，一舉奪下大清政權！ 四位新軍將領的具體兵變計劃正式達成了，然而吳祿貞並不知道，他的背後也有一雙雙眼睛在盯著他。11月7日，正準備按原計劃起事的吳祿貞被人槍殺，行兇者正是他的部下，那麽，兇手背後還有沒有主謀？有人認為是朝廷或者袁世凱，畢竟吳祿貞的軍中有朝廷或者袁世凱的幾個眼線也是正常。而從種種情況來看，朝廷的嫌疑最大，反正吳祿貞這個主心骨一死，其余三人也鬧不起來了，朝廷暫時避免了滅頂之災。要不然等袁世凱辛辛苦苦在南方平了叛，京城裏都已經改朝換代了。 吳祿貞事件讓袁世凱意識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武昌新軍邁出兵變的第一步之後，各方勢力正蠢蠢欲動，很快會釀成一股獨立的風潮；而他袁世凱也沒有絕對勢力可以掌控大局，因為他也只是眾多勢力中較大的一方而已。 相比於湖北的平叛，眼下最重要的，是刹住這股獨立的風潮。怎麽刹住呢？那就是進行真正的君主立憲制改革。武昌兵變之前，經過朝廷迫於形勢的兩次立憲改革，大清大部分的人都已經認識到，只有寄希望於當大清真正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時，鬧獨立的各省能夠接受，平息即將爆發的獨立風潮。 從載灃的表現來看，他已經痛定思痛，開始徹底醒悟了。而對於袁世凱來說，他也明白，全大清人民盼望的並不只是他的出山，更不是他以武力南征北戰，而是他在前兩次立憲改革的基礎上帶來的進一步的立憲改革。現在他袁世凱要想穩定大局，也只能用政治手段去穩定——一邊和已經兵變的黎派等勢力和談，開出條件勸他們歸順；一邊在朝廷繼續強力推進立憲改革向全國人民顯示誠意，希望正準備鬧獨立的各省能夠接受，刹住這股風潮。 對於載灃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上奏：臣不敢上任啊。 這次倒並不是袁世凱矯情，按照立憲的精髓，內閣總理應該是由國會選舉出來的，而不是任命。雖然大清很多的選舉也只是走走過場而已，但形式總還是要有的，形式總有一天會走向實質內容的，如果連形式都沒有，那這一天就永遠不會到來。載灃只好下令朝廷的準國會——資政院又開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將有權力任命各部部長，組成內閣。 與此同時，制定憲法的工作也正在大幅度推進，載灃用上諭公布了由資政院起草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與當年仿日的“皇帝領導下的三權分立”的《欽定憲法大綱》相比，這部準憲法的進步程度可以用神速來形容，它在對待皇室和三權分立上已經十分接近英國式的“虛君立憲”和“內閣制”。從今以後，大清國家政權的運作將是這樣的： 首先，人民選舉出議員，組成國會。國會制定或者修改憲法（這部《十九條》就是資政院制定的），憲法為包括皇帝在內的全民共守，皇帝的聖旨不能再替代憲法和法律，不能再說“朕即國家”；皇帝有國防權，但除非經國會批準，不能再動用軍隊對內鎮壓本國民眾；皇族不得擔任省級以上的行政長官，更別說入閣了（“皇族內閣”永遠成為了歷史）。皇室的權力基本上被限制為只有中低級的行政執行權和由皇帝代表的對國家禮儀性、象征性的權力。 其次，國會選舉產生內閣總理大臣，內閣總理可以挑選各部部長組成內閣。如果國會對這個內閣總理失去信心，可以提出彈劾，不是內閣辭職，就是國會解散重新選舉出國會，但一屆內閣，不得兩次解散國會（避免把相互制衡變成無休止地爭鬥）。 總結一下，這種模式中，國會處於突出位置，內閣是向國會負責的，但國會是向人民負責的。從理論上看，權力最終還是掌握在人民手裏，載灃和皇室其實已經確立了“主權在民”，確實已經作出了最具誠意的立憲改革，只求能夠重新收獲民心，保留一個基本無權的皇帝和皇室，讓他們好好養老。之所以在慈禧之後仍然推出的是“準憲法”而不是正式的憲法，正是因為正式憲法的出台需要遵守嚴格而較為漫長的程序，需要有專門的制憲委員會，甚至需要全民公決，這也顯示了他們在十來年的立憲改革之後有了一種對憲政的深刻認識和嚴謹態度。同時，這部憲法不僅是向大清人民顯示誠意的，也是用來限制袁世凱的，載灃交給袁世凱的只是政府（內閣）。如果不確定袁世凱也要遵守憲法，不確立制衡內閣的國會，他怎麽敢一下子廢除“皇族內閣”，交給袁世凱呢？ 而對於袁世凱來說，時隔三年，他終於回到了他熟悉的立憲改革舞台上，這原本也是屬於他的舞台。現在，他肩負著穩定大局的使命，而朝廷的大環境十分有利於用政治手段穩定大局，袁世凱立即作出決定：把湖北前線的軍事交給部將馮國璋去處理，他自己帶著大批的衛隊進京，趁著大好時機，繼續推進第三次君主立憲制改革，也是最後一次立憲改革。對於用政治手段穩定大局，對於在立憲體制下保留“虛君”，袁世凱希望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11月16日，以袁世凱為總理的責任內閣組成，這不再是“皇族內閣”，不再是皇族親貴瓜分國家權力的平台，不再是皇家的辦事機構，而是大清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也是幾千年以來的第一次。想想看，自從1906年的第一次立憲改革起，袁世凱就多麽想能夠成立一個這樣的內閣啊，即使當時沒有實現，如果三年前載灃上位時不是把袁世凱開缺，一切也還是來得及的。 然而，即使只從武昌兵變算起，載灃的醒悟也實在是來得太遲了。 我們知道，武昌兵變之後，由於載灃對起用袁世凱始終存在忌憚和猶豫，袁世凱直到20天之後的10月30日才真正出山，就在這寶貴的20天時間裏，南方局勢又發生了變化。袁世凱的對手從革命的新軍，變成了老牌革命黨人。雖然他們都屬於“革命”，但這兩者是有很大區別的。革命的新軍，他們原本就是“朝廷的人”，對朝廷是內部叛變，本身是袁世凱計劃用政治手段來“收復”的對象，只要朝廷能夠把局勢控制得住，開出的條件合適，他們至少還是有可能接受保留“虛君”，回到接受君主立憲制的道路上。而老牌革命黨人，他們是造反。多年來，他們的奮鬥目標和合法性都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無論給予他們什麽樣的條件，他們都不可能接受君主立憲制。他們的目標只能是民主共和！ 帶來這一切變化的，是老牌革命黨人中的平民政治家——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