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從保路運動到武昌起義

載灃為何支持鐵路幹線國有？

作為主管大清鐵路、電報等產業的郵傳大臣，盛宣懷給載澤出的主意正是：把地方官府修築鐵路幹線的權力收回朝廷所有，把各地已經成立的商辦鐵路公司變為國有，簡稱“幹線國有”。 這項政策其實從慈禧去世的前兩年（1906年）就開始醞釀了，卻一直沒有真正執行，因為它一直遭到地方官府的抵制。 一直以來，像鐵路、電報、航運等暴利行業，大清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壟斷，從來沒有真正地向市場開放，從來不允許民間的百姓們來投資賺錢，只能讓朝廷自己當總包工頭，這些企業就是“官企”。需要注意的是，“官企”其實並不是天然的暴利，只是由於壟斷，就造成了暴利。但暴利是暴利，“國家”卻並沒有從中真正獲得多少好處。 《泰晤士報》駐北京莫理循就曾報道：英國每年從他的內陸電報中取凈利潤2500萬兩，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國多十倍，電報收費也比英國貴（例如從北京發16個字的電報到天津，收費3.2美元），大清國卻從電報業中得不到一點利潤；利潤都被管理電報業的當權者榨取一空。 於是乎，“官企”對外普遍只公布營業額，很少公布利潤。公開的營業額逐年增長，暗地裏的利潤卻很可能逐年下降甚至虧空，還要反過來伸手向“國家”要錢以填補虧空。即使有一兩家利潤豐厚的，管理這些“官企”的人也不會把利潤用於企業的擴大再生產，而是幾乎都投向了當鋪和房地產等來錢更快的產業，進行投機賺錢。這就不奇怪大清洋務運動多年，“官企”中仍然沒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像樣企業。 現在我們知道了：大清的“官企”，它不是屬於大清國的，更不是屬於大清百姓的，它其實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私企”，是皇親貴族和權貴們的私企。他們打著“國家”的旗號，霸占著這些企業，成為他們的提款機和洗錢工具。最後，朝廷也沒有這麽多銀子來填補虧空，不得不向列強借款——引進外資，比如向外資銀行借款修築鐵路。而外資銀行自然也不會來個“無抵押貸款”，他們需要朝廷以鐵路的經營權甚至鐵路沿線的采礦權作為抵押，這自然又引發了愛國人士的不滿。 沒辦法，朝廷只好把由“官企”壟斷的部分行業的經營權，由朝廷下放到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向民間資本集資，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稱之為官督商辦或者商辦。“官”之外總算有了一個“商”，看上去是進步了。 在盛宣懷提出這個主意之前，大清的鐵路修築從官辦到引進外資再到官督商辦和商辦，已經在所有模式裏做了一個全套。全國最重要的兩條幹線鐵路是廣州至武昌的粵漢鐵路，以及成都至漢口的川漢鐵路。由廣東、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四省官府組建商辦的鐵路公司，吸引老百姓以出錢入股的方式持有鐵路股票，並且不再引進外資，宣稱這兩條幹線鐵路光榮地成為了“愛國之路”“完全由清國人自己修的鐵路”。 但問題是這四個省向老百姓集了不少資，鐵路卻基本沒修成。比如在粵漢鐵路沿線，參與投資的華僑們氣憤地發現，工地上到處露天堆放著成堆的鐵軌、枕木，任其日曬雨淋，生銹腐爛，沒人去管；而在川漢鐵路，開工一年半，花了400多萬兩銀子，總共只修通了30多裏。漢川鐵路本來還請來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沒有辦法，他只能解決技術問題而非官場問題。當他批評一個項目負責人不認真時，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進來的小老爺竟然連理都不理詹天佑，徑自離開去辦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氣得目瞪口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這裏沒有可依靠之人，卻還要把他們當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謀他職。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對於百姓投資者來說，當初花銀子是為了投資修鐵路的；鐵路不修，從投資的角度來說，四省鐵路公司股票的價值每天都在貶值，在市面上已經全部跌到票面價以下了。比如兄弟你之前受了“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的鼓動，狠心花1兩銀子買了一股，現在要在市場轉賣出去，對方只能出半兩，甚至連半兩都不願意出。 大家總算是明白了，所謂的官督商辦和商辦，其實還是沒有“商”的，對於資源和市場，朝廷從來沒有真正地放開過，只是換了一個手段來管控。商辦絕不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政，沒有官老爺點頭，商民必不敢辦，它的本質是在官府壟斷資源的情況下，以這個資源為誘餌，誘騙民間資本進行投入。最終在這些企業裏“選舉”出來的總理、總辦以及任命的各級辦事員等等，既不是代表民間股東的利益，也不是代表“國家”的利益，仍然是朝廷或者地方上的各路神仙通過各種途徑安插進來的利益代言人。這些人自然也是標準的官僚，每天領著數目可觀的薪水混日子，從來不會真正關心本職工作，繼續當好權貴們的提款機和洗錢工具。 號稱把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到“商辦”的朝廷仍然變著法子掌控著資源和市場，這就沒辦法從根本上改變官本位的問題了。大清的官場和社會向來都是大家都“往上看”，恨不得把眼睛睜著銅鈴一樣大，最終的結果是有什麽樣的官，就有什麽樣的民。只要官場一腐敗，便是全民腐敗，讓原本還在逐漸與商業規則接軌的“商”，也不幸沾上了“官”的毛病，整個商場和民間也學會用官場的方法來辦事。 百姓投資者們欲哭無淚。當初之所以投資，是相信投資鐵路這樣的“國家工程”，回報應該豐厚有保障；現在才發現，想通過與官府做生意發財，那真是一個大坑啊！所以他們只有一個想法：想辦法出讓股份，爬出坑去，再也不與官府做生意了。他們不僅對四省的地方官府失去了信心，對整個大清朝廷也失去了信心。很顯然，在一個官員們需要時刻“往上看”的體制裏，如果地方上大面積貪腐，朝廷裏卻純潔得像朵白蓮花，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為開展洋務運動多年，大清的子民視野也開闊了，逐漸看清了大清整個官僚系統的流氓本色。地方上假公濟私，難道朝廷裏不是假公濟私！ 了解了百姓投資者的這種心態，這就很好理解地方官府和載灃的態度了。對於地方官府來說，他們好不容易把這些百姓投資者拉上了賊船，讓大小官員有了中飽私囊的機會，怎麽會輕易放棄這個打著“商辦”旗號的發財機會呢？ 而對於載灃來說，“幹線國有”之後，又回到了“官辦”，自然也要去重新引入外資，因為朝廷是沒有錢修路的。這看上去只是繞了一圈又回到了過去的老路上，但對載灃的意義是不同的。他的“官辦”，就是起用自己人去辦，把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變成“國有”，其實就是變成載灃這個利益集團的所有。只要有了修路權，掌握了這些已經成立的商辦鐵路公司，就能以“國家”的名義從外國銀行中貸到款，不僅可以牢牢把控這部分資金，其中涉及的回扣、大小官位的出售等等，都可以由載灃集團來主導了。這等於打著“國家”的旗號光明正大地奪走地方官府的機會——公款、私款、黑錢都讓載灃集團一把給捋了回來。這就是有了修路權，就把控住了錢袋子。所謂“火車一響，黃金萬兩”，這句話的關鍵點只是，萬兩黃金由誰出？誰來管？怎麽管？ 當然，民間投資者對地方官府怨聲載道，只想早日脫身的狀態，他也是了解的。只是載灃還相信“大清國”這塊金字招牌，他認為把原本的商辦鐵路公司變為國有企業，讓百姓投資者變為國家股東，一定會受到百姓投資者歡迎的。這一定是一項大受歡迎的“民心工程”！ 以如何修鐵路為代表，大清的經濟體制改革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之中，和政治體制改革一樣，也到了必須要作出根本性的變革的時候。其實載灃也清楚，只要沒有真正地放權，就是假改革，現在需要的是真正地商辦、真正地市場化，但這又是需要和政治體制改革中的立憲相互配套的。既然在政改領域，載灃不能也不想真正地立憲，那麽在經改領域，自然也要為了祖宗的江山，打著“國家”“民心”的旗號光明正大地“向後轉”，把“幹線國有”上升到保江山的高度。載灃對實施這項政策的信念是堅定的，態度是強硬的。 只是載灃並不知道，一切都還回得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