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情報泄露，廣州起義失敗（第3/4頁）

起義流產，孫文只身逃出廣州城

九月初九淩晨，孫文在廣州的總指揮部靜靜地等待原計劃中的三路軍到來。指揮部裏還有從廣州本地收買而來的各路幫會大哥，他們前來等消息、討口令，只等孫先生一聲令下，就發動廣州城內外的嘍啰，與三路大軍裏應外合，大鬧一場，然後拿錢走人。 按照原定計劃，三路軍應該都到了，而結果卻蹤跡全無。指揮部裏一片鬧哄哄，大哥們早已經等得不耐煩，孫文只好安慰大家少安勿躁。 早晨8時許，一個晴天霹靂般的密報傳來。鄭士良方面報告：途中受（官兵）阻截，萬難前進。 緊接著，另一封由楊衢雲從香港發來的電報也送到了孫文手裏：貨（即人）不能來！ 如果只有鄭士良方面不能來還有挽回的余地，連主力的香港軍都不能來，這真是晴天霹靂。 陳少白認為，凡事過了期，必然走漏風聲，再發動一定會失敗的，還是先把事情壓下去，以後再說。 孫文同意了。他不得不同意，在事實上他已經成了“光杆司令”，這是他唯一的選擇。於是孫文下令起義緊急停止，讓人給那些還在鬧哄哄“待命”的各位大哥發了錢，表示行動暫停，令他們遣散待命，同時緊急給楊衢雲發電報：貨不要來，以待後命！ 辛辛苦苦籌備大半年的廣州起義就這樣流產了，它竟然連一槍都未發，連個旗幟都沒打出來（由陸皓東事先設計）。但現在已經不是追究責任和原因的時候了，陳少白等人要求孫文立即離開廣州避難。不過這次孫文並沒有同意，他要其他人先走，他自己留下來“善後”。陸皓東也表示暫時不離開。於是只有陳少白走了，他乘坐當天的夜班輪船從廣州緊急逃往香港。 起義都已經停止了，危險正在逼近，孫文還需要如何“善後”？這正是孫文心思縝密之處：作為起義總指揮，他絕對不能像其他人那樣拍拍屁股就散了，原因很簡單——那封通知“停止發貨”的電報到達楊衢雲手中，還需要一定時間。 當時還沒有無線電報，粵港兩地的電報是有線電報，發個密電都要去電報局發，再加上兩地管理體制不同，一封電報能夠在一兩天內到達對方手裏就已經很不錯了。楊衢雲的第一封電報中說“貨不能來”，實際上只是他提前預計到無法按時“交貨”，先通知孫文。也就是說，楊衢雲的這封電報，他很可能在九月初八或者初七就發出了，而事情總是瞬息萬變的。如果發完電報之後，楊衢雲又能“發貨”了，而廣州這邊的總指揮部早已人去樓空，沒人“接貨”和善後，那麽這批秘密攜帶武器前來的香港軍很可能就會亂中生變，暴露目標，被一網打盡，由此波及興中會總會，給興中會總會以後在香港立足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在目前風聲似乎還沒有走漏的情況下，孫文必須留下來，盡可能地等到楊衢雲那邊的進一步反饋。 而孫文並不知道的是，他們的風聲其實早已經走漏了，而廣州捕快李家焯早已經盯上了總指揮部！ 起義的前一日，九月初八，在廣州負責為起義起草檄文的興中會總會會員朱淇，已經被他的哥哥朱湘發現了秘密。朱湘不是興中會會員，也沒有什麽“革命覺悟”，只擔心將來落個株連九族的下場，於是他以朱淇的名義向李家焯捕快自首，舉報孫文是“造反頭頭”，想為弟弟將功贖罪。李家焯驚聞有人要造反，嚇出一身冷汗，立即跑去上報。此時的兩廣總督並不是李翰章，他已經離任了，接替他的人是譚鐘麟。譚總督嚴肅地聽完匯報後，當場打起了哈哈：“孫文這個人不過是個西醫，農學會就是他辦的，李少帥（李翰章）還曾贊助。這個孫文雖然一貫喜歡吹吹牛說大話，焉敢造反？” 事實證明，譚總督這番哈哈是打得很有藝術的，並不是他神經大條。朱淇很好處理，抓起來就是，難處理的恰恰就是孫文。這是因為孫文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教徒。 在此時的大清，但凡與教會和教徒打交道是要特別謹慎的，不然就會引火燒身，成為朝廷處理中外關系的替罪羊，這幾乎是朝廷所有大員的“政治覺悟”。現在，僅憑朱湘的一面之詞，並沒有抓到孫文本人的確切證據，堂堂譚總督絕不敢首先與孫文為難。不能去抓孫文，但自己管轄的地界也絕對不可以發生破壞穩定的群體事件，這一點譚總督也是很清楚的。於是譚總督只能派清軍在廣州周邊暗中加強戒備，這也正是鄭士良電告的“途中受阻截，萬難前進”的情況。 譚總督再暗中戒備，也是不可能把清軍派到香港去的，那裏不是他管轄的範圍。那為什麽楊衢雲連在香港都不能“發貨”了呢？ 真正的原因正是那句話：“買”來造反的人，那是相當不靠譜。 根據原定計劃，作為主力的香港一路軍應該至少有3000人，這個數字看上去不多，但問題是楊衢雲都要靠拿錢去“買”。楊衢雲本人是三合會成員，聯絡幫會分子沒有問題，但三合會並不是一個成熟而嚴密的組織，會員們更不是專職的“造反者”，謀生（賺錢）才是他們的第一需要。這就難保當楊衢雲去聯絡各個“堂口”的大哥時，大哥們為了拿下這門“生意”，也只好吹吹牛，告訴楊衢雲別說3000人，三萬人到時候我也能給你找來，而到了真正要出發的時候，一切都露餡兒了。於是，為了避免對在廣州的孫文造成影響，在臨近出發的十萬火急的關頭，楊衢雲因為無法湊齊必要的人數而不能按時“交貨”，只好先緊急向孫文打了那封電報！ 現在，一切的事情已經證實了孫文事先的判斷：首次起義，兵貴在精而不在多，重在鬧出聲勢和影響。就興中會總會這點家底，與其抱希望於實現起來有很大困難的“大軍分道攻城”，還真不如來一次當年日本人經常幹的“奇襲”，說不定反而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孫文是一個現實的人，他並不是天生喜歡冒險，也並不是只習慣於“放大炮”，因為現實，他反而想得更深入。 出了兩廣總督府，李捕快立即帶人在指揮部附近監視孫文的動向，雖然譚總督對孫文有所顧忌，但李捕快不得不上十二萬分心。這個服務了多位總督的資深捕快十分清楚，他的“上面”是譚總督，譚總督的“上面”是朝廷，如果將來證實孫文真的就是“造反頭頭”，朝廷怪罪，那麽譚總督一定會忘了他曾經打過的哈哈，就把李捕快等人作為替罪羊。所以，對於李捕快來說，他絕不是在聽完總督大人的那個哈哈之後就可以回家睡覺了，他和巡捕隊的首要工作是緊盯孫文，確保能夠在緊急時刻制住孫文，絕不能讓孫文成為漏網之魚。 指揮部裏，孫文一直等到傍晚，還是沒有等來楊衢雲新的電報。孫文似乎已經發現了門外正在監視他的人，但他並沒有慌亂，他出了指揮部，大搖大擺地去了廣州教會的一個牧師家裏參加婚宴。這天就是重陽節，大部分廣東人都在掃墓，這裏卻在舉辦婚宴，按照傳統觀點，這是很不吉利的。然而這正是教徒們的特別之處，反正他們是“不敬祖宗”的，牧師的左鄰右舍都對這戶人家避之不及，唯恐與他們發生關系。這種心態也包括廣州官府，孫文大搖大擺地赴宴，其實已經公開打出了教會這張牌。 感覺不妙的李捕快再一次緊急請示譚總督：孫文已經離開駐地，是否立即將他緝拿歸案？譚總督這次倒沒有藏著掖著，也顧不得自己的面子，他向李捕快說出了實話：孫文乃教會中人，現在還沒有直接證據，不可魯莽從事！ 既然總督大人都明確表態了，李捕快也不敢貿然行動，他十分難受，在牧師家的門外走來走去。 孫文顯然發現了這一切，他以大無畏的精神毫不留情地嘲笑了李捕快，在門內對著周圍的教友們高聲大笑：“這些人難道是來抓我的嗎？”（此輩豈來捕余者乎？） 嘲笑完之後，孫文開始男扮女裝，最終在教友的幫助和掩護之下，於第二天清晨（九月初十）成功逃出廣州，途經澳門，最終到達香港。廣州的李捕快只能恨恨不已，眼看這條“大魚”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開溜了。 而孫文的出逃終於給譚總督一份“直接證據”，幾個小時之後，他下令李捕快去查封和搜查農學會（起義總指揮部）。孫文已經走了，但不幸降臨在一個人身上，他就是陸皓東。陸皓東原本也是安全撤離了的，但不知何故又返回了指揮部。根據後來的考證，很可能是陸皓東發現還有機密文件留在那裏，於是他不顧危險和其他人勸阻，返回指揮部，想把這份文件毀掉，正好就碰上帶兵前來查封的李捕快，陸皓東等人被當場緝拿歸案。 對於譚總督和李捕快來說，孫文溜了，正好需要一個“大魚”級別的替罪羊。陸皓東受盡酷刑，據說連牙齒都被一顆顆敲掉，最終被處決。另外被捕的人中，一人（程奎光）被600軍棍杖斃，一人（程耀臣）在牢裏去世。 陸皓東很有繪圖功底，起義之前，他負責為起義軍設計旗幟。他設計了青天白日旗，多年以後，它成為了中國國民黨的黨旗；而在“青天白日”的基礎上再鋪上“滿地紅”的底色，就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孫文盛贊陸皓東是“為共和犧牲之第一人”，並且很可能是孫文親自請求當年在香港受洗的牧師，追認陸皓東為基督教教徒。這就是我們在如今保存下來的那份受洗名單上，能夠發現陸皓東的一欄備注著“已故”的原因。 災難並沒有結束，孫文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九月初十，就在孫文出逃廣州的同時，在香港的楊衢雲終於湊齊了600人的苦力和幫會分子。人數雖然與計劃中的3000人相差甚遠，但由於此時楊衢雲還沒有接到孫文那封“停止發貨”的電報，他認為還是應該按原計劃向廣州“發貨”，具體的事情交給了三合會的兩位大哥朱貴全和邱四執行。這兩位小老大自然不會提前泄露起義的秘密，他們告訴大家廣東官府正出工錢“招兵”，現在先發一點路費，領著大家去廣州攬下這門“生意”。最終有400人同意前往。 九月初十晚，朱貴全和邱四把起義用的槍和子彈藏在水泥桶裏，人槍分開，率領400人登上租來的夜船，就要向廣州出發。 此時，突然有大批香港警察步操進入碼頭，他們登上船，對人對物逐一進行檢查，最終沒有搜出藏在水泥桶裏的槍彈，只好將船放行。朱貴全和邱四也長出一口氣，夜航船離開香港，駛往廣州碼頭。 在孫文已經指令“停止發貨”、廣州方面的風聲已經走漏的情況下，香港這邊卻已經向廣州“發貨”了！ 一夜航行之後，第二天（九月十一）清晨，船即將停靠廣州碼頭，船上的400人突然又驚恐地發現了熟悉的一幕：岸上正有大批清軍嚴陣以待，一副要拿人的模樣。不就是去打個工嗎？為何粵港兩地都有軍警如臨大敵？ 畢竟是幫會中人，大家都明白了，這是要去“犯事兒”啊！等船一靠岸，400人趁亂一哄而散。清軍似乎提前得到了朱貴全和邱四的相片等情報，他們在人群中準確地抓捕了朱、邱等幾十人。朱貴全和邱四互相指認對方為首領，但為時已晚，譚總督也不管誰是首領，或者知道他們都不是真正的首領，反正還需要替罪羊，就把他們兩人都當作“香港方面的造反頭頭”一同處決了。 在計劃中作為主力的香港一路軍不僅沒能發動起義，還落個悲劇結尾。共有40多人被捕，三合會的兩位小老大被殺，楊衢雲、謝纘泰等原本的“體面人士”無法再在香港立足，他們各自亡命天涯。楊衢雲先後逃往新加坡、南非等地，謝纘泰避居澳門；曾經變賣房子支持起義的黃詠商等人心灰意冷，不再提起起義。興中會總會因無人打理，繼檀香山興中會之後，已是名存實亡。 一個曾經充滿希望的組織就這樣在實際上消亡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從此散落天涯。 大家都不曾想到，這個悲劇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有一個人不那麽貪生怕死，而是像孫文那樣考慮周祥和天生機警的話。這個人就是陳少白。 陳少白是九月初九的晚上坐夜班船離開廣州前往香港的，初十清晨就可以抵達香港，而楊衢雲是這天的晚上才“發貨”。也就是說，雖然孫文要求“停止發貨”的電報比較慢，沒有及時送到楊衢雲手中，但陳少白卻已經抵達香港，他完全有時間火速趕過去通知楊衢雲。陳少白卻並沒有這麽做，也許他想當然地認為楊衢雲不會再“發貨”了，也許他害怕楊衢雲之前沒“發貨”的原因恰恰是已經暴露，自己這一去就是自投羅網。我們也不清楚他在離開廣州時，孫文有沒有交代他要去給老楊報個信，但我們也不能排除，陳少白的貪生怕死還有一個更加隱秘的原因——那就是“孫派”和“楊派”之間因“爭選總統”造成的矛盾。 不論陳少白當時的考慮如何，事實是他在能夠去給楊衢雲報信的情況下並沒有去報信，間接造成了這場悲劇。自此之後，這兩派之間的矛盾越拉越大，直至多年以後，他們都還不能原諒對方，互相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對方身上。“孫派”指責“楊派”不按計劃如期“發貨”，而“楊派”怨“孫派”拒不“接貨”，甚至指責孫文本人“在香港的同志們抵達廣州前20個小時，他就已經逃之夭夭了”！ 由於這些矛盾，在後來，那個著名的“秘密宣誓”很可能就是被“孫派”提前到檀香山興中會，很顯然，這樣的結果是孫文獨享了“革命首創者”的地位，而楊衢雲在革命史中的地位就在無形中被消退和遺忘了。但“楊派”也並不是沒有發聲，甚至在事隔30年之後的1924年，謝纘泰還在他創辦的香港《南華早報》上攻擊孫文先生：“楊衢雲當選革命一旦成功後的臨時政府大總統，孫逸仙大不高興，此後一直懷恨在心。其實，黃詠商早就看出孫無能，並在起義發動之前的1895年10月12日就發誓與孫文絕交。” 一切的“罪魁禍首”其實都是起義的流產。相信大家也已經發現了，關於這次起義，還有一個巨大的謎底沒有揭開——按理說，香港“發貨”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很不錯的，連在船上的那400人都不知道去廣州是去起義，秘密只有少數的人才知道，那麽香港和廣州的軍警又是從哪裏得到的情報？從沒有見過朱貴全和邱四的清軍又是如何準確地將這兩位小頭目抓捕歸案？ 一位真正潛伏在這場起義幕後的“大佬級”人物即將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