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衛所制度之崩潰（第2/4頁）

一方面私役兵士，借以漁利。《明成祖實錄》卷六一八：

永樂五年六月辛卯，禦吏蔣彥祿言：國家養軍士以備功戰，暇則教之，急則用之，今各衛所官夤緣為奸，私家役使，倍蓰常數，假借名義以避正差，賄賂潛行，互相蔽隱。

《明史·李邦華傳》：

京營故有占役、虛冒之敝。占役者，其人為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人，且有賣閑、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諸將及勛戚、庵寺、豪強以蒼頭冒充選鋒壯丁，月支厚餉。

結果是除大批的衛軍逃亡外，又逼使一部分為盜賊，擾亂地方治安。《明英宗實錄》卷一二六：

正統十年二月辛亥，直隸禦史李奎奏：沿海諸衛所官旗，多克減軍糧入己，以致軍士艱難，或相聚為盜，或興販私鹽。

衛軍逃亡缺額，竟成為衛所官旗的利源，一方面他們可以幹預沒逃亡者的月糧，一方面又可以向逃亡者索賄。以此一任行伍空虛，不加過問。《明成祖實錄》卷一五七：

永樂十二年十月辛巳，上諭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賕，有縱壯丁而以罷弱充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偽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為名而私役於家者，遇有調遣，十無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綏急何以濟事。

五年後，監察禦史鄧真上疏說軍衛之弊。也說：

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惟耽酒色貨賄，軍伍任其空虛。及至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到衛。或全無者。又有在外聚妻生子不回者。官吏徇私蒙蔽，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而官吏受贓放免，及以差使為由，縱其在外，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147]

衛軍或秘密逃亡。如《明英宗實錄》卷四七所記：

正統三年十月辛未，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言：遼東軍士往往攜家屬潛從登州府運船，越海道逃還原籍，而守把官軍受私故縱。飭嚴加禁約。

或公開請假離伍。如同書卷一四一所記：

正統十一年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陸征言：天下衛所軍往往假稱欲往原籍取討衣鞋，分析家資，置借軍裝。其官旗人等，貪圖賄賂，從而給與文引遺之。及至本鄉，私通官吏鄰裏，推稱老病不行，轉將戶丁解補，到役未久，托故又去，以致軍伍連年空缺。

其因罪謫戍的，則預先布置，改易籍貫，到衛即逃，無從根補。《明宣宗實錄》卷一〇七：

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張聰言：遼東軍士多以罪謫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編發之初，奸頑之徒，改易籍貫，至衛即逃，此及勾追，有司謂無其人，軍伍遂缺。

在這種情形之下，衛所制度建立的第一天就已伏下崩潰的因素。《明史·兵志四》記起吳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余。到正統三年這數目就一跳跳到一百二十萬有奇，占全國軍伍總數的三分之一。[148]同年據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的報告，他所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照理應有旗軍一百二十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結果只留一人。[149]

這制度等不到土木之變，等不到嘉靖庚戌之變和倭寇的猖獗的試驗，已經完全崩潰了。

三

衛所制度是明代立國的基礎，衛所軍兵之不斷逃亡，一方面表明了這制度內在的弱點，一方面也泄露出統治權動搖的消息。這情形使政府感覺到非常恐慌，極力想法補救。把追捕逃軍的法律訂而又訂，規定得非常嚴格。《明史·兵志四》記：

大都督府言，起吳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余。於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懲戒。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為軍。上至總旗、百戶、十戶皆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罰尤嚴。

把逃軍的責任交給衛所官旗，讓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約束軍士。這制度顯然毫無效果，因為在十年後又頒布了同樣性質的科令。《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

洪武十三年五月庚戌，上諭都督府臣曰：近各衛士卒，率多逋逃者。皆由統之者不能撫恤，宜量定千百戶罰格。凡一千戶所逃至百人者千戶月減俸一石，逃至二百人減二石。一百戶所逃及十人者月減俸一石，二十人者減二石。若所管軍戶不如數及有病亡事故殘疾事，不在此限。

洪武十六年命五軍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給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洪武二十一年以勾軍發生流弊，命衛所及郡縣編造軍籍。《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

九月庚戌，上以內外衛所軍伍有缺，遣人追取戶丁，往往鬻法且又騷動於民。乃詔自今衛所以亡故軍士姓名鄉貫編成圖籍送兵部，然後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違者坐罪。尋又詔天下郡縣，從軍戶類造為冊，具載其丁口之數，如遇取丁補伍，有司按籍遣之，無丁者止，自是無詐冒不實，役及親屬同姓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