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衛所制度之崩潰

一

《明史·劉基傳》：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

《兵志序》：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衛所的組織。《兵志二·衛所門》記：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有指揮使，所有千戶、百戶，總旗轄五十人，小旗轄十人，衛統於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七（北平、陜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貴州、雲南、大寧等），行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留守司一（中都），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成祖以後，多所增改，都司增為二十一，留守司二，內外衛增至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約計明代衛所軍兵的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

衛所軍兵的來源。《兵志二》記：

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

從征、歸附兩項軍兵大部分是建國前期所組織，謫發一項當為建國以後的新兵，又名恩軍。《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二：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酉，詔兵部凡以罪謫充軍者，名為恩軍。

此外，最大的來源為垛集軍。《兵志四》：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巳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

一被征發，便世世子孫都附軍籍，和民戶分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記：

洪武十三年五月乙未，詔曰：軍民已定籍，敢有以民為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之。

戶有一丁被垛為軍，優免原籍一丁差役，使其供給軍裝盤纏。《明會典》卷一五五：

凡軍裝盤纏，宣德四年令每丁一名，優免原籍戶丁差役。若在營余丁，亦免一丁差役，令其供給軍士盤纏。

二

除從征和歸附的軍兵以外，謫發和垛集軍是強迫被征的，被威令所逼，離開他們所慣習的農田和家屬，離開了他們所慣習的日常生活，被安排到一個遼遠的陌生的環境中去，替國家服務。一代一代下去，子子孫孫永遠繼承著這同一的命運和生活。在這情形下，大部分的軍士發生逃亡的現象。章潢《圖書編》說：

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余衛，數千裏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裏既遠，勾解遂難。

初期國家法令尚嚴，衛軍比較能安分服務。稍後政府不能約束官吏，衛軍苦於虐待和鄉土之思，遂逃亡相繼，據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他在《清軍議》中說：

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從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

衛所官吏一方面剝削衛軍，使其不能生活，被逼逃亡。《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八記：

宣德九年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驥言：中外都司衛所官，惟故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劉大夏《劉忠宣公集》卷一《條列軍伍利弊疏》說：

在衛官軍苦於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官人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與軍伴額數之外，謫發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削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貧者終至於絕。江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