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末路（第3/4頁）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憲與專制有優劣之分，而君主與共和則只有形式之分。如果憲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規則下的遊戲參與者；而如果憲法不受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國家的破壞者。“設立政府所以謀公共利益，保全國民之治安興盛利樂，非為一人一家或一種人之幸福尊榮私利也。”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引起了世界的關注。美國各大報紙紛紛報道，《華盛頓郵報》（Te Washington Post）的題目就是“塔夫脫（總統）觀察中國，從端方的任命看到偉大的商貿開放”，認為端方出任直隸總督將極大推動大清國改革的廣度和深度。

當國內外都對端方出任直隸總督而給予熱望時，端方卻在半年內因嚴重違紀而被革職。

1909年11月20日，李鴻章之孫、農工商部左丞李國傑彈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後葬禮上“大不敬”，證據有三：葬禮中沿途派人照相；遷奠禮上焚化冠服時，端方的大轎從側旁“橫沖神路”；於風水墻內借行樹為電杆（其實是為了照明）。根據曹汝霖的回憶，李國傑參加典禮後，與農工商部郎中冒廣生談及，冒廣生說：“此屬大不敬，你為禦前大臣，敢彈劾嗎？”李國傑經他一激，即說：“為何不敢？”遂由冒廣生草奏，由李國傑參劾。

奏折一上，攝政王批示交部嚴議，而三天後，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體”為由革除端方職務，另調湖廣總督陳夔龍出任直隸總督。

據曹汝霖記載，“偉侯（李國傑）公子好出風頭，鶴亭（冒廣生）名士喜弄筆墨，而攝政王對於大行皇帝之事特別嚴重，二人或有揣摩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與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問偉侯，君與午橋（端方）是否有過節。彼笑答，因鶴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橋竟受到這樣的處分，言時有悔意，可見上奏權不應濫用也”。

周善培直指端方是四川動亂的罪魁，莫理循則公開表示端方是“滿人中之佼佼者”，“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

端方是滿漢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兒就嫁給了袁世凱的兒子。有人認為端方的下台，是載灃為了清除政治上的異己。其實，作為大清“董事長”的載灃與有可能作為“總經理”的袁世凱本無根本沖突，與袁矛盾很深的其實是鐵良等滿洲親貴。載灃當國，年僅26歲，憑借的只是慈禧太後的政治遺囑。對於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舉報了還不處理，載灃就很容易引火燒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動怒的其實是隆裕太後，西方的媒體報道也認為端方毀在她的手裏。後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長城如此，而顧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墻倒眾人推，不久，禦史胡思敬彈劾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貪橫”的十條罪狀，內閣發交張人駿調查，結論是“尚無罔利行私實情，惟束身不檢，用人太濫，難辭疏忽之咎。現在業已革職，即著毋庸置議”。

蜀道之難

端方被革職後，過了兩年的寂寞時光。這對一個年富力強又有豐富從政經驗，並對國際大勢知之甚深的人來說，當然是痛苦的。

鐵路國有成為他政治翻身的機會，自被任命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後，端方就一頭紮進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懷、岑春煊一樣，這三個人都是久困牢籠的猛虎，放出來後急於建功，一味躁進。盛宣懷、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這種雷霆手段本是處理此類亂麻般糾葛的不二法門，廣東、湖南、湖北迅速見效，卻奈何四川地方官員存了私心，陽奉陰違，導致了濕手抓面團，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邊倒支持商辦的主張，是另一種躁進，只是方向與盛宣懷、端方相反。

原本，端方與盛宣懷一樣，都是主張強勢貫徹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動後中央政府底氣喪失，而新生的資政院又還在憲政“實習期”，把憲政這輛進口豪華車開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壓服，拿盛宣懷當了替罪羊，還要求處以極刑。端方也是被攻擊的靶子，但他畢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無恙。端方很見機，隨風調頭，來了個“左滿舵”，從堅決要求鎮壓鬧事者變成了堅決要求釋放無辜者，而“川亂緣起”也被他改為“實由官民交哄而成”，並彈劾了趙爾豐等四川官員。中央政府下令將被彈劾者革職拿問。

端方一轉舵，在第一線的趙爾豐就落了個裏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隨即多次彈劾端方“濟亂”、“詭譎反復”。11月2日，趙爾豐上書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說川路紛爭還在合法、和平範圍內進行時，端方不斷來電要求采取強硬措施，而等到他將蒲殿俊等抓捕後，端方卻又變了臉，主張應該趕緊放人，認為首要一放，亂事就能平息。趙爾豐認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無枉縱，若竟不究虛實，旋拿旋釋，不徒有傷政體，抑亦無此辦法”。他認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無罪而寬之”，隨後抓捕“因其罪著而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