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末路

眾人決定殺端方兄弟，沖入行轅，將端方兄弟拉到天後宮門前。這時，端方向大家哀告說：“我們都是同胞，素相親愛。若要關餉，自流井四十萬銀子馬上可到。今天饒兄弟一命，將來對各位與國家定有相當辦法。”

1911年11月27日，資州城還籠罩在黎明前的黑暗當中，端方的行轅中已是一片喧嘩；這位省部級高官如今還兼著鄂軍的前敵總指揮，卻被自己麾下的官兵從被窩中拖了出來，推到側屋，說是要借他的房間開個會。

士兵們在房間裏翻箱倒櫃，卻怎麽也找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銀子。他們十分憤怒，舉槍便要殺端方。此時，鄂軍三十一標標統（團長）曾廣大出面制止，說：“端某非誑人者，彼欲行即聽其行，何必殺，如贊成者舉手。”官兵們表決，舉手者極少數，多數贊同殺了端方。

曾廣大還要再勸，士兵們已經躁動，說曾廣大“有異志，當先殺之”。無奈之下，曾廣大大哭而出，到側屋見端方：“曾某不能保護，罪萬死，然迫於眾，實無可解免矣。”

士兵們趕過來，舉槍要發。曾廣大又勸阻道：“此中尚有漢同胞無數，若滿人不過端兄弟二人耳，何為玉石不分耶！”估計當時還有警衛、侍役等陪在端方身邊。

眾人於是將端方帶到行館大門邊的一個小屋內，亂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錦也在軍中，被綁了來。他大聲痛罵，不肯下跪，也被亂刀砍死。

士兵們將兩人的首級砍下。曾廣大準備殮屍，被士兵們阻止：“是將函至武昌者，不得殮也。”他們找來了一個能密封的木桶，盛滿了煤油，將端方的首級浸泡其中，派人飛馬送往武昌。

電文“母病故”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運動乃至整個辛亥革命的一個新高潮。端方也成為在辛亥革命中少數被殺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士兵們殺害端方的理由很簡單，為了錢。當時，四川全省局勢糜爛，而部隊的根據地武昌也已發生暴動，端方的部隊被阻在資州進退兩難，軍餉無繼，軍心不穩。端方通過多方努力，從成都的銀行中借到了4萬兩，並且張榜公布，軍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銀子還是沒送來，失去耐心的士兵們發生騷動，於是端方被殺。而就在端方首級被送往武昌當投名狀的第二天，4萬兩銀子就到達了軍中。

這一圖財害命的版本，記錄得最為詳細的就是“梁溪坐觀老人”張祖翼的《清代野記》，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國內中英文媒體，以及美國《紐約時報》（Te New York Times）等國際媒體都紛紛采信此種解釋，並感慨於一代改革者死於貪財的軍士之手。

當然，在有些史家的眼中，故事的發生是另外一種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識的堅定性，而無關金錢與利益。根據“辛亥首義同志會”主編的《辛亥首義史跡》（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識十分薄弱”的團長曾廣大其實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長士兵（此處一串人名，略）都與領導革命的（此處一串人名，略）聲氣相通”。

這些人積極準備在武昌暴動，沒想到四川保路運動發展迅猛，政府便下令端方帶領鄂軍開赴四川，進行剿撫，這令軍中密謀者們措手不及，於是就相約分頭起事：武昌暴動如果失敗，則給前線發電“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發電“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電文就是“母病故”。顯然，他們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軍隊隨著端方到了夔州（萬縣），聽到了武昌暴動的消息，開始抗命不前。端方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許每人發銀質獎牌一面，五品軍功劄子（委任狀）一件”，加上聖旨嘉獎。但眾人不為所動，到達重慶後商議起事時機，認為大軍尚未集結，再隱忍一段時間。等到了資州，大軍雲集，而武昌暴動的消息早已傳得沸沸揚揚，卻一直沒收到“母病故”的電報，於是他們認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電報。其實，此時電訊中斷，連端方本人也很難收到電報。

辛亥革命漢口保衛戰中的革命軍士兵。

眾人一合計，下決心動手，否則進入四川後，“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須殺掉端方，響應武漢，以明心跡”。也就是說，端方的腦袋成為了“以明心跡”的工具。

元戎慘死

端方此時似乎也嗅到了危險，與下級軍官們結拜，說自己本是漢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清軍入關時入了旗籍。

眾人開會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種方案：一是“曾廣大率本部出川，北經陜甘至蒙古獨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趕進成都獨立，通電響應武昌”；三是“克日返師援鄂，鞏固首義根據地”。大家投票表決，大多數願意回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