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末路（第4/4頁）

11月5日，被端方彈劾而丟官的周善培發表了致端方的公開信，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川路風波的分析。周善培認為川路風波有三個轉折點：一是保路同志會成立，正是端方與盛宣懷聯合發出“歌電”，並強迫王人文公布“歌電”，刺激了民意；二是罷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勛的宜昌分公司總經理職務；三是9月7日趙爾豐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彈劾了趙爾豐、王人文等逼迫而致。這篇言辭謙恭卻鋒芒畢露的公開信，矛頭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動亂的罪魁。端方收到該信後，批示道“該署司（周善培）罪惡昭著”，認為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禍本大臣，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計”。

11月8日，趙爾豐再度上奏，彈劾端方“詭譎反復，希圖見好於川民謬信訛言，罔究事實”，已經安定的人心被他又攪亂了，而且他羅織罪名彈劾官員，弄得官員們人人自危，將領們在前線也不敢用力。趙爾豐指責端方上任後躲在武昌，天天電報逼迫自己采取強硬手段，而帶兵入川後卻又不顧成都當時正是危急，非要繞道重慶，等到武漢、宜昌失守，已無退路，倉皇失措，不顧國家利害，只考慮一己安危，“川事為之一誤再誤，不可收拾”。趙爾豐甚至斷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將為川人獨立之時。”

端方大軍到了資州後，本可以長驅直入成都，但趙爾豐在半道上陳列重兵，端方狐疑不敢前進。此時，“北京失守，朝廷外逃”的謠言也傳到資州。端方可能的選擇是：上策是順應大勢，主導並鼓動四川獨立，自己就有了一塊巨大的根據地，進退自如；中策是率部退居陜西，伺機勤王；下策則是孤身離軍，保全性命。

顯然，他選擇上策，派遣幕僚朱山及劉師培到成都活動，這刺激了趙爾豐搶先獨立。成都獨立的消息傳到資州，端方發現趙爾豐棋先一著，遂計劃離軍回京。這當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經被趙爾豐截斷，而所率部隊是湖北人，在這亂世都不願大隊入陜，指揮不靈，中策也行不得。此時，資州地方士紳們出面挽留，說端方此時率軍反正，成都唾手可得，眾人便可推他為都督。端方不同意，士紳們又說：“公如慮成都不能容，則即於資州樹白幟（指大漢國旗），某等可函至省紳來資州，擁公為主，公幸勿疑。”據張祖翼的記載，此時端方長嘆一聲：“我果如此，何以對慈禧太後、德宗皇帝（光緒）於地下哉？我計決矣，君等勿為我慮也。”於是，眾人“皆太息而散”。

此時，端方如果回京，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餉銀送到，另一方面還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眾來降，結果等到的是自己的末路。

親身經歷了四川大動亂的郭沫若，日後感慨說，“岑春煊並沒有入夔門一步，而入了夔門的端午橋（端方）就沒出夔門一步”，端方“如果有岑春煊那樣的聰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個人改裝逃走或許到現在都還活著，他的《陶齋吉金錄》或許有再續三續出現了，但是他到底沒有這樣的幽默”。

戰時休息的清軍士兵。

這哪裏還能算得上“幽默”呢？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就公開表示：“端方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他是滿人，但屬於滿人中之佼佼者……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

端方的門人、湖南名士左全孝感慨道：“謂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無恙，而持公理、重民權，首倡憲政如我公者，獨罔善其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