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秦之死十三

馬克思說，資本家為了30% 的利潤，可以鋌而走險。所以商人腦子靈，屬於不安分階層，在法家盛行的秦國，遭到長期壓制（法家的中心思想就是君權強化）。但是在齊國這裏，商人得到人們艷羨，這是從前商人出身的管仲（就是諸葛亮所自比的）所定下的傳統。

齊國有個想得到金子的人，到農貿市場賣金子的人（鬻金者）那裏，抓住金子就奪了過來。“市長”（農貿市場的）把他抓起來，問他：“人都在這裏，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這是為什麽？”他回答說：“我根本沒有看見人，只見到金子罷了。”這是齊國人拜金的寫照，也證明了黃金放在市場裏待售，可以與一般青銅貨幣兌換，攢足了金子可以回家去保值，或者購買值錢的什麽大物件。（以前，本壇一位網友論認為當時的“金”不是黃金，是青銅。非也！我想，齊國的這哥們不會跑到農貿市場來是抓青銅吧，那還不如直接去賣農具的攤兒上抓把青銅鏟子。）

蘇秦剛到齊國的時候，也向齊泯王贊揚說：“臨淄富裕殷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賭博踏鞠。臨淄大街，車軸互擊（堵車），人肩互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而揚。”一派商業繁榮城市的奢靡自在景象，和西部鹹陽秦國人艱苦樸素、節制娛樂的農經社會，相映成趣。

（順便說一句，“踏鞠”就是踢球，國際足聯的“布拉特”，因此認定：“足球發源於中國”。倘如此，固然可以以手加額、奔走相慶了。不過魯迅又說：“唐宋的踢球，久已失傳，一般的娛樂是躲在家裏徹夜叉麻雀。”那又要氣沮了。）

不管怎麽樣，臨淄城作為東方大都會，大城周長14公裏，小城周長7公裏（接近北京西城區面積），代表了齊國商業的興盛發達，如果未來是“齊始皇”統一中國，那中國可能走上一條農商並重的路子，而不是大秦朝的重農抑商。

可惜的是，我們齊國這位唯一有資格能當“齊始皇”的人，如今正在像一張給風兜著的廢紙，惶惶地出逃在路上。他就是齊泯王，一貫好大喜功，如今如喪家之犬。

在齊泯王的身後，樂毅已經攻占了臨淄，盡取“齊寶”，所謂齊寶，就是國家級收藏的奇珍異寶、財物祭器，盡輸送於燕國。然後燒毀齊國宮室、宗廟（宮室是齊泯王家族住的，宗廟則是姜子牙或田氏齊王祖先在天上住的）。樂毅是通過焚燒齊國臨淄的西門——雍門而攻進來的，這也是攻城最常見的手段。臨淄這個歌舞升平七百多年的大都會，哪裏見過這樣的兵戈，就拿這個雍門來說，它是一個著名民俗娛樂場所，春秋時代著名女歌星“韓娥”就曾在此門下辦演唱會，表演歌技，余音三日不絕。諸種史料證明，樂毅在臨淄犯下燒殺搶劫之大罪，連他在自己著名的《報燕王書》中也承認：珠玉財寶車甲珍藏盡收入於燕，連大呂這種體積龐大的鐘，也搬到了燕國宮台上，真是巨細靡遺。這位諸葛亮所第二自比的人，成為諸葛亮第一自比的管仲的罪人。

國破財亡的劇痛折磨著齊泯王，他身邊的人陪著他向中原北部的衛國逃避，同時感受到了齊泯王的更年期症狀，由於情緒大起大落而急遽顯著。

中原北部的衛國是個不爭氣的國家，地點在河南濮陽，從戰國初年起，就淪為魏國的附庸國。衛國國君采取夜郎自小的策略，把自己從公爵貶為侯爵，又進一步貶稱為君（類似武安君、孟嘗君這類封君了）。這種“千萬別把我當人”的自殘做法，確實保證了衛國國脈的長久，據說後來比秦始皇的命挺得還長。

隨著魏國在戰國初年首強地位的淪喪，衛國失去依靠，基本成了中立國，像瑞士那樣，它的士兵都是騎著自行車打仗。

齊泯王帶著和自己一起逃跑的老母，來到了衛國，心中已極端氣惱。就像一個輸光了褲子的賭徒，回到家以後要打老婆一樣，齊泯王也沒有放棄拿衛國國君撒氣的機會。好在衛君裝孬種有經驗，把自己的宮殿騰出來給齊泯王住，端著餐具給齊泯王上菜，口中自稱“臣”，生怕觸彼之怒。齊泯王哼哼了半天，壓住了怒火。

不過衛君底下的人翻臉了，騎著自行車把齊泯王轟出了濮陽，打跑了。齊泯王無奈，跑到山東南部的魯國和鄒國。這倆都是禮儀之邦，齊泯王所以對他們也沒客氣，面露驕色。魯國國君正趁著齊國新敗，在拼命搶齊國地盤，已經占了孟嘗君從前的封邑薛城，怕齊泯王怪罪，閉門不讓齊泯王進來。鄒國也是一樣（孟子的老家），雖然孟子曾經伏侍過齊泯王的老爹齊宣王，但鄒人一樣掛起了“齊國人和狗不得入內”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