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策（第2/7頁）

雖說是聯合剿賊，但有些話還是要講清楚，特別是兩家準備從哪兒分界的問題。

在一次廷議中，有人提議以淮河為界實行南北分治，大學士高弘圖則認為山東不可放棄，最起碼也得以黃河為界，並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談判方針。

高弘圖提出的方針包括：⑴遷葬先帝崇禎；⑵割讓山海關以外（相當於讓清軍撤出山海關）；⑶承認清方的“可汗”地位；⑷每年以十萬銀兩“安撫”清方。

高弘圖的方針不可謂不正確，如果能夠談出這個結果，簡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權以福音，“復國”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在癡人說夢。

作為內閣首輔，馬士英充分發揚史可法“和稀泥”的優良傳統，索性避實就虛，提出了“論叔侄關系，分境而治”（彼主尚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的方案。

馬士英的方案純屬扯淡，你想認清政權的順治皇帝作侄兒，也得人家願意啊？入關打中原怎麽還打出一個南京的叔叔來？還有“分境而治”，從哪裏分？淮河還是長江？如果清廷堅持以海岸線分，弘光朝廷是不是還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個比較靠譜的建議：以出使為名，率兵一路收復故土。造成占領黃河以南的既成事實之後，再進行談判。

實事求是地說，這並不是自不量力和異想天開，因為李自成西撤後，清軍忙著穩定北京的局面，對河北南部、山東、河南一帶鞭長莫及，廣大的黃河流域出現了權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權出兵光復故土，跟開荒沒多大區別。

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斷地否決了左懋第的建議。他們的理由是：帶兵北上，一路收降納叛，大肆擴張，和談的誠意何在？萬一激怒了清軍，豈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煩？

馬士英、史可法還有一個不便公之於眾的理由，他們用腳趾頭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實力沉湎於燈紅酒綠的四鎮總兵是不會出兵的。四鎮總兵不出兵，左良玉當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鎮的總兵自然樂於躲在後面看笑話。如果抽調京營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麽辦？江南有人造反怎麽辦？

既然大臣不能達成一致，就該輪到“傀儡”朱由崧拍板，雖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關己事不開口，搖頭一問三不知”。在他看來，在“禦書”、“誥敕”上簽了字，銀子、綢緞也撥了，使團成員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馬首輔跟史督師也決定了，你們愛幹啥幹啥去吧。

弘光政權的實權人物軟弱無能、鼠目寸光、畏懼不前到這個地步，左懋第無言以對，只能帶著自己對大明的一片赤膽忠心上路了。只是他還不知道，特立獨行的“南混”陳洪範早就被清廷收買，已經將南方使團的底牌悉數通報給了對方。

九月初五，距離從南京出發已經過去了兩個半月，使團終於沿大運河穿過江蘇，抵達山東南部的濟寧州。

這樣的蝸牛速度，恐怕連當初磨磨蹭蹭率師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塵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實在快不起來，因為一路上盜賊太多，不得不邊走邊停。

九月底，南方使團到達河北境內，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順治皇帝將於十月初一舉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統禦中國之意）。為了避開這個敏感的時期，使團耽擱了數日，終於在十月十二日抵達北京。清廷準備將使團安置在“四夷館”，儼然是把南方使團看做進貢的屬國。左懋第據理力爭，清廷才改到了鴻臚寺。

在北京的這一晚，不受待見的南方使團“內外不許舉火，……官丁饑寒殊苦”，左懋第徹夜未眠。回到久違的故都，在還有些許血腥和硝煙的空氣中盡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聯翩，淚如雨下。

作為崇禎的舊臣，他親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腦海裏，始終縈繞著母親陳氏不屈的身影。母親不過是一位孱弱的老婦人，她不能上陣殺敵，只能通過絕食來表達自己的一腔忠烈與憤懣。北京陷落後不久，她就帶著對大明江山的無限眷念，溘然長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裏的那些人沉湎於江南的風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談的希望無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親不惜付出生命，詮釋的是忠義，是氣節。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壽、洪承疇、吳三桂之流，是多麽卑微與無恥！

歌舞升平、暮氣沉沉之日，方是彰顯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時，左懋第抱定必死的決心北上，決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氣於千古”。

臨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辭行，奮筆疾書道：

“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為念。……更望嚴諭諸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為和議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