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擇

南京，南京！

北京丟了，朱由檢死了。有人說明朝已經玩完兒了，也有人說下這個定論未免為時過早。

首都淪陷怕什麽？咱還有一個！——這句話恐怕只有明朝敢說。

每一個王朝都有自己的特色，明朝當然也不例外。相比於以往的王朝，明朝最顯著的特色莫過於——它有兩個首都。

遷都的王朝有好幾個，但像明朝這樣“搬家”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這源自於明成祖朱棣搞的一次非典型性“搬家”。

朱棣，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多次受命參與征伐，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京。從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以“靖難”的名義率軍南下，最終將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趕下台，自己坐了上去，成為明朝第三任最高統治者。

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遷都北京，他確實有足夠的理由這樣做：

第一，自己的皇位“來路不正”，長期“客居”南京難免心虛；

第二，北京是自己的“老巢”；

第三，北方軍事威脅日增，通過天子守邊，減少國防開支（衛戍軍＝邊防軍，避免“重復建設”）。

“搬家”不奇怪，奇怪的是朱棣居然留了一手：保留南京的“首都”待遇！

“首都”能有什麽待遇？大了去了！

除了法理上定性為“留都”以外，南京還有與北京完全對應的中央機構，六部（兵部、戶部、刑部、吏部、工部、禮部）兩院（都察院、翰林院）一個都不少，而且都是滿員編制。

對明朝這一特色行政制度可以用兩個形象而簡練的詞概括：“南混”“北漂”。

從此以後，中央級官員大到六部的尚書，小到各科的給事中，都要特別說明是北京的那位（屬於“北漂”），還是南京的那位（屬於“南混”）。

這不是相當於“另立中央”嗎？地方官員到底聽誰的？

看上去很麻煩，其實沒這麽復雜，因為南京的官員雖然級別與北京相應的官員相同甚至略高，但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沒事幹。根據朝廷規定，除了極個別的職位以外，南京的同志們奉旨休息，按時領工資就行，忘記領了更好！

堪比天堂的福利制度啊！

如果有記者到南京的六部兩院采訪“你幸福嗎”，答案應該是高度一致的——光拿錢不幹活，還享受公務員待遇，你不幸福誰幸福？

也許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見得！

朱棣當年留這一手，筆者猜很大程度上是朱棣自己心虛，另外是需要照顧一下老臣的情緒，但時過境遷，南京“中央”發揮的作用漸漸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

聖上看哪位仁兄不順眼，想打入大獄或者革職，又苦於找不到足以服眾的借口，怎麽辦？簡單，到南京去！級別不變，待遇不變，唯一的變化是立即歇菜！

大臣覺得鬥爭形勢對己不利，為了避敵鋒芒，但又拋舍不下官位俸祿，怎麽辦？簡單，到南京去！級別不變，待遇不變，最大的好處是遠離旋渦！

一些新科進士沒有背景，按朝廷規定又必須安排工作，怎麽辦？簡單，到南京去！級別有了，待遇有了，大家的目標是混吃等死！

搞清楚南京官員的構成，再來談談幸福感。就幸福感而言，有資格接受“幸福調查”的明朝官員大致可以分成三等：

最滋潤的是敢下狠手的地方實權官員。雖然俸祿極其有限（工資水平參考海瑞同志，相當於低保），但天高皇帝遠，為他們巧取豪奪大開方便之門。這些官員品級不高，但利潤極大，吃個饅頭都可以“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紅糖蘸紅糖”，屬於“逍遙自在型”。

其次是在北京做京官，成為“北漂”。中央官員有品級，俸祿也多（相對地方官而言），當然也有品級低一些的小官員，但是權力很大，每年定期不定量地收取地方的進貢。由於長期在老板面前晃蕩，好歹混個臉熟，容易拉幫結夥，升遷的機會也比較大。

有得必有失，“北漂”的煩惱並不只是白糖還是紅糖這樣低級乏味的糾結，他們處在政治鬥爭的旋渦中，隨時都有拍馬蹄、站錯隊的危險，因而時刻“漂”得膽戰心驚。稍不留意的話，重則腦袋搬家，輕則流放戍邊，屬於“壓力山大型”。

最慘的是在南京做“京官”，成為“南混”。他們有品級、有職務，就是沒事可幹，做官全靠混。想上班就頂著日頭來，泡杯龍井茶品著，跟同僚扯閑篇，交流一下哪家酒樓獅子頭做得好吃，誰家妹子曲子彈得不錯，或者索性待在家蒙頭大睡，夕陽西下再起床。這些人身居高位，但權力的反差太強烈，收入極其有限，又沒有實現“自我價值”的舞台。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這些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人，不被窮死就被憋死，就像李嘉誠說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無聊，所以他們屬於“沒事憋屈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