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策

錯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有很多革命鬥爭的失敗，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對於新生的弘光政權而言，孰敵孰友的問題顯得尤為迫切。撇開四川的“土皇帝”張獻忠不談，盡管弘光朝廷希望偏安一隅，坐山觀虎鬥，但大順、大清正在北方打得不可開交，它們可以一起做弘光的敵人，卻不可能三家其樂融融地做朋友，南京政權必須做出一個選擇。

南京政權有太多的理由將李自成看做死敵：

——李自成率領的“流賊”害死了先帝崇禎，大明二百多年的輝煌毀在這個陜西農民的手裏。

——農民軍對明朝官紳仇恨頗深，大肆拷掠已經投降的前明官員。

——李自成占據黃河流域，又四處亂竄，直接對江南構成軍事威脅。

——大順軍的口號是“三年免征”，大肆宣揚“無政府主義”，嚴重擾亂封建社會秩序。

如此看來，南京政權不可能與李自成“相逢一笑泯恩仇”，問題一下子變得簡單起來，弘光朝廷唯一需要決策的是將清政權看做敵人，還是朋友？

在這個問題上，南京政權的兩大實權人物——馬士英、史可法可謂不謀而合，他們的一致主張是“聯虜平寇”。

確切地說，馬士英、史可法的策略，出自他們對時局的錯覺。

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關大戰以大順軍的全面潰敗而告終，李自成撤回北京，於二十九日倉促登基後向西逃竄。

從李自成攻陷北京算起，四十天後再次易主，著實令圍觀者大跌眼鏡，摸不著頭腦。

在這個重大的變故中，前明總兵吳三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陣前倒戈，清軍是不可能如此順利入關並占領北京的。

這個反復無常的總兵，給情報不明的南京造成了一種錯覺，馬士英、史可法都認為，吳三桂這麽做是“義舉”，他想借助清兵的力量光復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南京政權當然應該緊跟“吳義士”的步伐！五月二十七日，馬士英上疏，提議盡快聯絡吳三桂。次日，弘光朝廷加封吳三桂為“薊國公”——這已經是僅次於親王的爵位了。

南京的朝廷還不知道，吳三桂已經被清政權冊封為“平西王”，誰稀罕你一個小朝廷封的“薊國公”！

清軍進入北京之後，在範文程、洪承疇、吳三桂等漢族官員的建議下，采取了一系列安撫與籠絡的政策，包括：

——為崇禎皇帝發喪、祭祀，儼然以漢人的“報君父之仇”者自居。

——率先歸順的前明官員一律既往不咎、官復原職。

——廢除三餉（遼餉、練餉、剿餉）。

在前明官紳看來，拖著辮子的滿族人實在太講究了！東北人都是活雷鋒！

清軍對前明充滿“同情”的政策，進一步加深了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錯覺，使他們更加堅定了與清軍聯合剿滅“流賊”的想法。

既然想聯合，就必須派出使團去談判，但在派誰去的問題上，弘光朝廷拿不定主意，因為誰都不想去、不敢去。

放著江南的好日子不過，到兵荒馬亂的北方冒險，不是腦袋被門夾，就是吃飽了撐的！——曾經的“南混”、如今的“南漂”，絕大部分都是這樣想的。於是，官大的說“工作忙，走不開”，官小的說“級別低，不夠格”，總之就是一句話“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去”。

不過，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很快便冒出兩個自告奮勇的人，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第一個是都督同知陳洪範，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南混”為何如此特立獨行，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第二個是應天、安慶等處巡撫左懋第，這是南明屈指可數的忠勇之一，也因此次出使，被後世譽為“明末文天祥”。

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政權的使團正式從南京出發。正使是新遷任的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左懋第，新任左都督陳洪範、新任太仆寺卿（原為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為副使。

使團攜帶了弘光政權給清政權的“禦書”、給“薊國公”吳三桂的“誥敕”，以及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浩浩蕩蕩沿著大運河北上。

除此之外，左懋第還帶著莫可名狀的沉痛心情，他實在不知道此次出使能得到什麽。左懋第的心情可以理解，這個“副部長級”的使團不可謂規格不高，也什麽都帶上了，唯獨少一樣東西——談判方針。

沒有方針，談哪門子的判？

艱難的使命

其實，此次北上和談事關重大，弘光朝廷當然想給個方針，定個底線，但上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下到內閣首輔馬士英、督師史可法，誰也不知道底線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