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部傑作（第3/6頁）

這很有點像當年嚴嵩勢力剛敗即演《鳴鳳記》的情景。由此可見，傳奇創作從明代到明清之際，越來越成為一種十分普及的吐憤舒志的工具，一種編制迅速的宣傳樣式。據張岱《陶庵夢憶》記載，當時另一出記述魏忠賢罪孽的傳奇《冰山記》上演時，觀者竟達數萬人，台上演出的人和事都是台下觀眾所知道的，因此反應非常熱烈，有的時候觀眾對劇中人名的呼喚聲和對劇中冤情的氣憤聲，就像浪潮奔湧一般。這種萬人大集會，這種巨大的心理交流，如果以人文主義思想為指導，是有可能較早地鳴響封建極權體制的喪鐘的，但如所周知，事情並非如此。民眾的情緒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對魏忠賢的控訴上，而魏忠賢的罪名則是“逆賊”：叛逆了正統的封建極權制度。

《清忠譜》的政治目的雖然有限，但藝術畢竟不等於政治。它所塑造的一系列英雄群像，以及他們身上充溢的凜然浩氣，具有一種超越具體事件的巨大感染力。這種感染力裏沉澱著為正義不惜赴湯蹈火的人格光輝，足以穿越時空界限。

周順昌、顏佩韋等人物的意志力量，使這出幾乎沒有運用太多戲劇技巧的作品具有了一種很強的戲劇張力。這種戲劇張力在《鬧詔》等折子中又伸發成氣勢不小的戲劇場面。因此，《清忠譜》為中國戲劇史再一次做了陽剛格調極致化的實驗。

在藝術上，由於思想主旨的根本性局限，《清忠譜》的基本行為邏輯顯得不夠順暢，常以整體氣勢取代具體情理。總的說來，在我們正在論述的四部傑作中，《清忠譜》從思想到藝術都比其他三部差一些。

三、《長生殿》

《清忠譜》所歌頌和維護的“朝綱”，終於疲弛得不可收拾。戲劇文化，應該出現新的代表者了。於是，就在崇禎自縊的第二年，在杭州城外的一個農婦家裏，一位逃難的孕婦生下了一代劇作家洪昇(1645—1704)。

他的家庭說來並不貧弱，但他始終不得志，一直沒有做官，又疊遭“家難”。他雖然長期寓居京華，卻屬於江南知識分子的營壘，受遺民思想的熏陶很深。民族的興亡感，拌和著個人的憂郁，使他疏狂放浪，落拓一生。“十年彈鋏寄長安，依舊羊裘與鶚冠”（《稗畦集·感懷柬胡孟綸宮贊》。）；他也很少與權貴們交遊，“平生畏向朱門謁，麇鹿深山訪舊交”（《嘯月樓集卷五·北歸雜志四首》。）。

經過幾次重大修改而定稿的傳奇作品《長生殿》，給他的實際生活所帶來了無盡的磨難。《長生殿》脫稿的第二年（1689年），洪昇請伶人在寓所演唱，邀請了一些朋友來觀看，沒想到當時由於一個皇後剛死，屬於“國喪期”，唱戲看戲被算作是“大不敬”的行為，洪昇被捕，看戲的人中凡有官職的也被一律革職。十五年後，情況已經緩和，那位思想比較開通的江寧織造曹寅邀請洪昇帶著演員到南京去，演唱《長生殿》全本。可是，就在從南京返回杭州的路上，泊舟烏鎮，因友人招飲，醉歸失足，竟墜水而死。

可以說，洪昇因《長生殿》而困厄、而死亡，也因《長生殿》而長存。

《長生殿》采用的是一個被歷代藝術家用熟了的題材。這種同題材的擁塞最容易埋沒佳作，但《長生殿》卻在對比中顯示出了自己的高度。

《長生殿》一開始就以一闕《沁園春》概括了全劇的基本情節：

天寶明皇，玉環妃子，宿緣正當。自華清賜浴，初承恩澤，長生乞巧，永訂盟香。妙舞新成，清歌未了，鼙鼓喧闐起範陽。馬嵬驛，六軍不發，斷送紅妝。

西川巡幸堪傷，奈地下人間兩渺茫。幸遊魂悔罪，已登仙籍，回鑾改葬，只剩香囊。證合天孫，情傳羽客，鈿盒金釵重寄將。月宮會，霓裳遺事，流播詞場。

李隆基、楊玉環的情愛，被“安史之亂”所損滅，這是人們熟知的史實；兩人最後相會於天庭，這是不少藝術家都作過的幻想。洪昇在情節上並沒有出奇制勝的翻新，何以使他傾注了那麽多的精力，又獲得了那麽大的成功呢？

德國啟蒙主義戲劇家萊辛曾說：

詩人需要歷史，並不是因為它是曾經發生過的事，而是因為它是以某種方式發生過的事；與這樣的發生方式相比較，詩人很難虛構出更適合自己意圖的發生方式。假如他偶然在一件真實的史實中找到了很適合自己意圖的東西，那他對這個史實當然很歡迎；但為此耗費許多精力去翻閱歷史資料是不值得的。即使查出來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假如我們知道某件事已經發生，才承認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那麽，有什麽東西妨礙我們把一個完全虛構出來的情節，當做我們只是沒有聽說過的一件真事呢？（萊辛：《漢堡劇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