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關於美國的議會[2]（第2/4頁）

如此一來，那些自知能力不足和不願意自我表現的老實人對這些事就不會那麽積極了。這樣的人如果當上議員，他就只會與朋友高談闊論，而到了充滿演說家的議會中去發言，必肯定會把辯論活動搞砸，讓與會者覺得掃興乏味。

一些法律如果使當選的人越來越依附於選民，那麽在當選者成為議員之後，他的言行舉止都會受到這種法律的影響。這樣的法律既會影響國務工作，又會影響討論國務工作的方式。

美國國會議員如果準備辭去官職，那他一定會事先準備好一份講稿，然後在國會上滔滔不絕地述說他為聯邦，特別是為他所代表的地區所做出的貢獻。這樣一來，就經常出現這樣一種現象，當他向聽眾發表長篇大論時，他不是在說一些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大道理，就是一些不足掛齒細枝末節的事情。

這樣一來，在這個大機關裏進行的辯論通常都是空洞和雜亂的，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時間和脫離主題。

在我看來，民主國家的議會都普遍存在類似的現象。

如果政治環境良好，並且法制也相當健全，那麽美國的現任國會議員中的很多優秀之才或許會被立法機構所吸收，但是，你還是無法完全阻止庸才在議會裏高談闊論和大搖大擺地四處炫耀。

在我看來，這個病在美國已經發展到無可救藥的境地了，造成這種現象有幾個原因，不僅有國會組織上的原因，而且也有憲法的原因，甚至也和國家的制度有關系。

對於這個問題，美國人自己似乎也有相同的看法。對他們來說，國會的活動早已司空見慣，即使國會上某些議員的發言非常糟糕，他們也會忍耐。他們甘願忍受這種病痛，因為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這種現象是無法根除的。

上述的還只是涉及民主國家議會的政治辯論的細節，現在我們來談下它的主要問題。

英國下院至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在國外，它的議事過程卻從來沒有造成轟動效應。發言人所表達的思想和感情甚至都沒有使最靠近英國這個自由國度的一些鄰國產生共鳴。然而，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時只是召開了幾次小會議，就轟動了整個歐洲。[5]

我認為，這種現象背後不僅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且還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在民主國家議會裏，能進入議會辯論國家大事的大演說家是最有能力和最值得敬佩的人。因為議員們並不屬於某個階級，而是屬於國家，所以議員們總是為全國人民和以全國人民的名義而發言。[6]因此，他們的思想的作用和發言的分量就隨之增強了。[7]

在這裏，我們幾乎可以忽略先例的作用，有財富並不意味著同時擁有特權，世襲權力也不再與一定的集團或個人有聯系，所以人們必須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處理他所辦理的個別問題。因此，在民主國家中，哪怕規模再小的政治辯論都都具有一種事關人類命運的普遍意義。這與所有的人都是相關的，因為辯論涉及人，而人在世界各地並無二致。

在有些大貴族制國家，情況卻與此相反，無論處理什麽重大的問題，都是根據時代的習慣和階級的權力所規定的某些特殊理由。實際上，只有相關的階級，至多就是這個階級所在的民族才會對這些問題感興趣。

有時候，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法蘭西民族的政治辯論才會在全球引起巨大反響。當然，造成這種反響的原因不僅在於法蘭西民族本身的偉大，還在於其他國家願意傾聽。

在我國，演說家的發言並不僅僅是針對本國的公民，同時也是說給世界人民聽。[8]

注釋

[1]1. 對於英國議會的討論只是被一小部分人引導的，他們讓討論變得簡單明白，簡明扼要。而國會為什麽不相同呢？

（1）在貴族制國家中，立法機構的所有成員早就在長期地對議會的藝術進行研究了。這個理由是很正確的，但是不夠充分。

（2）貴族社會中的等級制度和主從關系也在議會中產生了作用。而在民主國家中則是不同的。

（3）貴族社會中的代理人本身是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的，而他們則很容易因為沒有在議會中扮演角色而感到慰藉，也不想成為庸庸碌碌的一員；這必然讓他們在自己的位置堅持下去。

（4）而在民主社會中，他們是由選民們決定的；由於他們更多地依賴他們的支持者，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就會進行讓步。

2.上面只是民主論述的一小部分。下面才是重要的部分。

（1）由於社會中不存在階級差別，演說者們演說的對象和內容則總是關於整個國家的。

（2）由於他們不能依靠（無法辨認）財富、出身，或者說個人擁有的特權，因此他們必須回到由人類本性的檢驗所提供的普遍真理上來。這樣他們的能言善辯的能力添上了一種冠冕堂皇的色彩，並極大地增強了它的影響力。（YTC，CVf，第2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