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黃膺白先生家傳（第2/4頁）

洪憲稱帝，由美返國，參與浙江加入護國軍之舉。事定，移家天津，讀書著述。先後五年，不問南北政事，不與當道往還。最敬慕者嚴範孫先生修，屢從其請，為眾演講；常過從者張敬輿先生紹曾，因其介，多識北方思想開明之軍人。民國七、八兩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成《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及《戰後之世界》兩書，欲以世界新趨勢新潮流啟發國人，資為警惕。尤痛心疾首於內爭，以為民國以來屢失自強之機，其因皆在於內爭，“萬惡之內爭也”一語，在兩書中不厭三致意焉。大戰告終，赴歐美考察戰後經濟。華盛頓軍縮會議及太平洋會議初發起，在美草華會發起之內容及其趨勢一篇。政府電聘為赴美代表團顧問。茲行見戰後各國經濟凋敝情形；美國不批準《凡爾賽和約》情形；以及中日關系之愈不可解，將成為世界問題情形；欲大聲疾呼，促國人之覺悟而無從，乃再度置身實際政治，期以非常機緣，促進統一。入張紹曾先生內閣為外交總長，顏惠慶先生等兩內閣為教育總長。並應蔡元培先生之約，為北京大學學生軍講軍制學；應範源廉先生之約，在師範大學史地研究系授國際政治；應馮玉祥先生之約，為其參謀將士解釋國際及國家大勢。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民軍之役，破北洋軍閥遞嬗專政之勢，結清室殘余未了之局，使革命勢力驟伸於北方；發難者馮玉祥先生，而先生實以孤身當樞紐之任。方國民軍自古北口班師之日，先生正在教育部總長任，先以密電致馮先生曰“吾儕立志救國，端在此時”；得復電謂“來電遍示同人，眾意僉同，準於某日班師”。蓋事機取決於先生，以在京稔知內外形勢故；臨時始宣示於福斯，以必須嚴守上下秘密故，皆馮先生所預約也。先生當日迎之於高麗營，夜半席地改草國民軍通電。嗣以內閣攝政。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以故宮為博物院。下整飭風紀嚴肅官規之令。西南革命同志，相率北來。氣象之盛，仿佛民元。而軍人有擁戴段祺瑞出任執政之舉，中山先生旋又病歿故都，遂辭本兼各職，移家天津。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國民革命軍自兩廣進抵武漢，總司令蔣公邀商進行大計，以滬上為中國經濟重心，屬先往密為布置。京滬底定，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蔣公為實現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大上海計劃，令為上海特別市市長，再辭不獲。受命自擬特別市組織條例，起草者初定為市長集權制，先生以上海密邇首都，政治性多於地方性，市長或將視中央政局以為進退，非各局分權，無以固基礎而利建設，決改為各局分權制。多級而總攬，夙為先生對政制主張，特別市組織無先例，蓋試寓其義於此矣。規模初具，而蔣公以事去職，遂同時引退。迨蔣公再起，受命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國民革命軍北伐由蘇入魯，蔣公電約至徐州會談。抵埠而蔣公以軍事前行。次日，濟南下，遂晤蔣公於濟南。日軍滋事，致釀五三慘案，民情奮激。先生以北伐正在中途，統一功虧一簣，力主迅速制止當地亂事，繞道完成北伐，忍小憤以就大謀，使蓄意釀亂者尋釁不成。事畢引咎辭職，於事實是非毀譽，不以一言自見。挈眷入莫幹山，顏所居曰白雲山館；出則竹杖芒鞋，入則左圖右史，常經歲不下山。自十七年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屢辭征召。於國事有所獻替，則以書交便友轉遞，盡意而止，不問去取。嘗自以孩提失怙，賴社會扶植，始克讀書受業，矢以受之社會者報之社會，斥資在山麓庾村，籌設鄉村義務學校，曰莫幹小學，為改進附近農村之先著。時統一甫告成功，而內戰又起。戰事激烈，甚於曩昔，乃於事定之始，作祈禱和平一文，同日遍登上海各報為社論，臚舉國力耗於內爭，建設因以停頓，同類相殘，勝亦不武之義，期朝野之覺悟，事在十九年（一九三〇）冬。共產軍久踞江西，而日本少壯軍人亟於思逞，密請中央注意東三省大吏，勿使逗留關內，生後顧之憂，事在二十年春。

九一八沈陽變起，繼之以凇滬之戰、長城之戰。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準備未成，屢戰不利；訴之國際聯盟，則空言制裁，益觸野心者之忌。反側之徒，習於政爭，不明大義，群集平津。偽組織之醞釀，甚囂塵上。政府不得已，定安內而後攘外之策；事實必須有暫時之緩和，乃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北平、青島兩特別市，以先生為委員長。受命之日，日軍迫通州，距北平數十裏。愛先生者勸由南京繞道南昌，與蔣公面商機宜，然後北上，則不出一星期，平津運命已決，而責不在先生。先生以既經受命，華北存亡，在於一身，義無返顧，星夜北行。五月十七日抵平。時先生離平已八年，人事既盡變更，日本人中亦無舊識者。十八、十九兩日，日機時在平空示威。二十日晨正欲設法與日本某武官會晤，適其時一青年槍傷日兵營哨兵，會晤事遂中變，日隊長且攜武裝衛兵直沖新華門責問。新華門者舊總統府，時軍分會何部長應欽駐其中居仁堂，先生居其中豐澤園。是日晚十一時，平市長報告本晚有便衣隊暴動消息，乃輾轉傳衛戍司令部妥為防止。二十一日，在軍分會開軍事會議，各路總指揮長官鹹集，會商良久，只能以各盡最後之努力為結論。日方復以《辛醜條約》為名，向北平東交民巷增兵。傍晚，東北兩戰線均告急。大勢岌岌，眾仿徨將棄而去之矣。正焦慮謀萬一之挽救，晚十一時接行政院電令：除不承認偽滿洲國外，其他條件，皆可磋商。先生再至軍分會，遇黃季寬先生紹竑，乃告以亟須與日人談判，未返前請勿離去，即只身出與日方折沖。至二十二日天明，始擬就《塘沽協定》草案，晨六時返寓，以談判經過告諸同人。乃親擬電呈政府核示。一日一夜，僅得在書房小塌假寐片刻耳。五月三十一日，政府派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日軍撤至長城線。逾月，亦雲至平，見先生形容枯藁，顏色憔悴，愛國者望治過切，不諒環境；掣肘者乘間中傷，正氣難伸。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謀我者野心未已，更無論矣。每接應終日，至中夜尚須閱案牘，將日間重要交涉，自草電文呈政府。懼其力不能久支，勸曰：“此行冒險而來，為國家故，忍辱負重；今烽火既熄，曷飄然辭去，以後事付之後人，還我山居，塞悠悠者之口。”先生謂：“停戰豈得已事？華北艱險未艾也。昔時腹地，今為邊疆，一不慎，隨處燎原，自首都南遷，平津久為北方霸權出入所，中央政令難及，嗣今治權之內屬、地方之整理、人心之振起、生計之培養，皆救國急務，欲免政府北顧之憂，必盡力至告一段落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