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忠臣忠言不逆耳

在中國歷史上，有資格被譽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幾個，大半也都有爭議。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共識最多、爭議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屬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當之無愧地獲此殊榮，也並不表明他就是完美無瑕的。

無論李世民如何天賦異稟，才智過人，他身上也難免會有一些人性的弱點。

換句話說，李世民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傑出政治家，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弱點，而在於他有個辦法對治自己身上的弱點。

這個辦法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兩個字——納諫。

納諫這種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人都是愛面子的，沒有誰喜歡被人批評。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不願意整天被人說三道四、指手畫腳，更不要說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了，他們通常更聽不進任何不和諧音。

然而，李世民偏偏就願意聽。

不但願意聽，而且還對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飴。

這並不是說李世民天生就是一個受虐狂，而是因為他深知這樣一些道理：“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借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

鑒於隋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認為，倘若當皇帝的都像隋煬帝那樣“好自矜誇，護短拒諫”，那麽結果就是“人臣鉗口”，最終必然“惡積禍盈，滅亡斯及”。所以早在貞觀元年，李世民就一再對大臣們強調：“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貞觀政要》卷二）

在李世民的極力倡導和鼓勵下，貞觀群臣諫諍成風，人人勇於進言。而其中對李世民影響最大、對貞觀善政貢獻最多、在歷史上享有“第一諍臣”之美譽的人，無疑就是魏徵。

魏徵曾經有過一個奇怪的言論。

他說他不想當忠臣。

不想當忠臣，難道還想當奸臣？

不，魏徵說，他想當一個“良臣”。

貞觀元年，當魏徵在朝堂上公然說出這番話的時候，李世民大為詫異：“忠臣和良臣有什麽區別嗎？”

魏徵說：“所謂‘良臣’，應該像稷、契、臯陶那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而所謂‘忠臣’，只能像龍逄、比幹那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區別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納其言”，當即賜給魏徵五百匹絹。

魏徵的這番言論乍一聽很有顛覆性，其實只是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當臣子的固然要對君主盡忠，但這種忠卻不應該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說，進諫並不是以一味蠻幹、面折廷爭為美，而是要講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樂於接受為前提，以剛柔相濟、恰到好處、切實可行為美。

《菜根譚》中有一句話說：“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過高，當使其可從。”魏徵的進諫，有時候就頗能體現這種中道的智慧。

比如貞觀二年，李世民曾經用一種頗為自得的口吻對大臣們說：“人們都說天子至尊無上，所以無所忌憚，可朕就不是這樣的。朕總是上畏皇天之監臨，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說的固然是實情，可像他這樣自己說自己的好，未免就有點矜誇的味道，而且潛意識裏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贊美。

這個時候，魏徵發話了。他說：“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魏徵這話聽上去像是在贊美，實際上卻是在針砭。

因為它強調的是“慎終如始”這四個字。這就等於是說——陛下能這樣當然好，但是最好能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現在高興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個聰明人，當然不會聽不出這層弦外之音。

這樣的進諫可謂寓貶於褒，既撓到了皇帝的癢處，又點到了皇帝的痛處，實在是含蓄而又巧妙。

類似的對話在貞觀五年還有一次。當時國內安定，天下豐稔，東突厥又徹底平定，整個大唐帝國一片欣欣向榮，李世民又對侍臣說：“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

這一次李世民的話就說得比較全面了，他一方面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歷史功績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懼之心。

所以魏徵就說：“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魏徵並不對這種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勢歌功頌德，而是對皇帝居安思危的謹慎態度表示贊賞。這種發言顯然要比純粹的附和之詞高明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