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權分立”以獲權力平衡（第2/2頁）

武則天大怒，隨後便以“拒捍制使”為名將劉祎之賜死。

這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有名的故事。劉祎之對敕使的那一句嚴厲質問，不僅代表著臣對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說明貞觀傳統對後世所具有的深遠影響。所以當相權遭到君權的侵犯後，劉祎之才能如此理直氣壯地進行對抗。

盡管這種對抗是微弱而渺小的，絲毫不能改善劉祎之的處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殺身之禍，但卻足以在泛黃的史冊中留下一道值得後人崇仰的光芒。

而這道光芒的源頭，就是以李世民為首的貞觀君臣所共同締造的那個制度典範。

如果說李世民實行三省制和集體相權的目的是為了削弱相權，強化君權，那麽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為何還有皇帝敕令須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規定？為何到了武則天當政專權的時代，宰相劉祎之仍然可以憑借這種貞觀傳統，公然與代表君權的武則天對抗？

可見，所謂唐代皇帝是為了強化君權才分散相權的說法根本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貞觀政治制度的出發點和本質精神並不在於將哪一方的權力削弱，而是在於對各方的權力進行制衡。這種制衡不僅僅存在於政事堂的宰相們之間，還存在於相權與君權之間。換言之，貞觀制度最有價值、最彌足珍貴的地方，就是相權對君權的監督和制衡。

綜觀秦漢以降的兩千年中國政治制度，我們不難發現：唐初的政治制度（宰相制度）無論比起前後的哪一個歷史時期，都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也就是說，在君主專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內，在古代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唐初（貞觀）政治的開明程度可以說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狀態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作為貞觀時代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之一，唐初的宰相制度仍然不失其震古爍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