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賜功臣，以強宗室（第3/4頁）

若非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他事後突然躍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雖然史書對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移到玄武門事變的十幾年後，卻還是可以從史料記載中找到某些隱晦的線索，從而進一步證實我們的上述推斷。

那是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參與太子李承乾的謀反案，事泄被捕，其罪當誅，而唐太宗李世民卻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們能法外開恩，饒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說：“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置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

所謂“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這句話既可以做廣義的理解，也可以做狹義的理解。從廣義上來說，這是對侯君集參與玄武門之變的肯定；從狹義上來說，尤其是“家國未安”四個字，似乎暗含了這樣的信息——侯君集當年的行動很可能不僅關乎“國事”，更關乎“家事”。

什麽樣的事情既是國事也是家事呢？

我們認為，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宮，“囚父、逼父”之事。

也許正因為侯君集當年圓滿完成了逼宮任務，貢獻重大，意義特殊，所以李世民才會對此念念不忘，極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當群臣竭力反對，聲稱“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誅之時，李世民顯得十分無奈和悲傷，對侯君集說：“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並且“欷歔下泣”。（《舊唐書?侯君集傳》）

如此種種，都足以表明侯君集當年“所展之力”，實在非同尋常。

公布了玄武門之變的五功臣名單後，李世民還擬定了一張長長的開國元勛名單，同時論功行賞，分封食邑；並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異議、認為“勛賞未當”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見。

名單公布後，文臣們沒有意見，可一幫武將卻炸開了鍋。

很多將軍都認為自己的功勞比別人高，可如今封賞卻比別人低，因此大為不滿。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見最大，他憤憤不平地對李世民說：“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如今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只是專弄刀筆之人，功勞卻在臣之上，臣心裏不服。”

對於李神通和武將們的牢騷，李世民其實早有心理準備。

他很清楚，這些提著腦袋出來打天下的武夫們，對房玄齡、杜如晦這種文人本來就打心眼裏看不起，如今官位、勛階、封賞居然都在他們之下，自然是滿腹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並鼓勵大家提意見，其實就是想借此機會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明白一點——如今的時勢已經迥然不同於往日。過去打天下，當然凡事都是武將優先；可現在要治天下，就必須以文臣為主。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如今，老資格的宗室親王李神通第一個跳出來，這樣最好。只要把他說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氣地告訴李神通：“義旗初起，叔父雖率先起兵響應，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為了自營前途和躲避災禍。其後，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死灰復燃，叔父望風敗北。而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要論功行賞，當然應該在叔父之上。叔父雖是國之至親，朕也不是一個吝嗇的人，但卻不能因為私情就與勛臣同賞！”

李神通無話可說。

其他將領看見李世民連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給了，再鬧下去只能是自討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階下，互相說：“陛下是出於至公之心，就連對淮安王也無所偏私，我們這幫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隨後人人噤聲，一句牢騷也沒了。

其實，李世民對自己的親族絕不僅僅是“無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讓滿朝文武都知道——他還要對宗室親王們“大加貶抑”。

有一天在朝會上，李世民忽然一臉正色地問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對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覷，不知道天子葫蘆裏賣的什麽藥。

只有一個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是封德彝。

這是一個極其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官場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幹什麽了，於是站出來回答說：“過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則無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從兩漢以來，從來沒有這麽多的親王！爵位既然尊顯，國家當然要供應大量勞役，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顯示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懷。他馬上說：“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隨後立即下詔，除了幾個立有戰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為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