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第2/3頁）

也許就是在近臣的如此遊說之下，李淵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於是暫時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陽的計劃。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

許多學者認為夜宴一事疑點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於貞觀史臣的虛構。綜合懷疑論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當時太子與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勢，雙方劍拔弩張，沖突不斷，怎麽可能聚宴飲酒？

二、即便太子為了謀害秦王而故意設下鴻門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軌意圖，為何還敢去赴宴，並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為何“吐血數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準備的毒藥竟然是假冒偽劣產品？

四、按《通鑒》記載，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經天”的六月初一之後的，也就是說，此事發生的時間不會早於六月初一。而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就爆發了，那麽，李世民怎麽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後就能生龍活虎地發動政變，並力挽強弓射殺太子呢？這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點這麽多，那麽毒酒事件果真是虛構的嗎？

我們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質疑也並非無懈可擊，值得推敲。由於除了兩《唐書》和《資治通鑒》，沒有更多的史料可資辨別此事的真偽，所以，我們只能從常識和邏輯的角度來進行相關的考察和推論。

第一，中國人最講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表面上的東西也是要維持的；背地裏越是鬥得不可開交，面子上越是要裝得若無其事，甚至還要比平時顯得更為友善。這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屢見不鮮，不足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當時的情況下聚宴，就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經赴宴，李世民就沒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懷疑李建成會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懷疑而已，連兄長請客的酒都不敢喝，豈不是要讓人恥笑？依照李世民倔強而果敢的個性，這頓酒他非喝不可。聯系此前的胡馬事件，以李世民對馬術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給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馴的烈馬，但他還是若無其事地騎了上去。由此可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貫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計也不敢讓他死在自己舉辦的酒宴上，因為這無異於明目張膽地謀殺。在當時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勢下，李建成這麽做對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殺了李世民，毒死自己親弟弟的罪名也不小。當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齊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對於在鬥爭中一直占據優勢的李建成來說，應該不至於出此下策。所以，比較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李建成確實下了毒，但不是什麽假冒偽劣產品，而是一種藥性緩慢發作的毒藥，也就是能夠對李世民造成重大內傷但不會令其當場斃命的毒藥。對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結果就是讓李世民在中毒的幾天或者一段更長的時期後身亡，這樣一來不但能達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殺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終之所以安然無恙，或許就是這種緩發型的毒藥在藥性和劑量上比較難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斃命。

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對這場鴻門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極少量的酒。並且，也有可能事先準備了解藥，中毒之後在第一時間服用，從而極大地減輕了中毒症狀，保住了性命。

第四，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嗎？

其實這一點歷來就遭到普遍懷疑。因為《資治通鑒》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經天”之後，所以人們習慣上認為此事是發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鑒》之外，兩《唐書》都沒有記載具體日期。所以我們認為，此事有可能是發生在玄武門之變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兩《唐書》，此事都是直接記載在“楊文幹事件”後面的，並且《舊唐書》正是在毒酒事件敘述完後，才出現“九年，突厥犯邊”等語，而《新唐書》的記載順序也與此相同。這裏關鍵就是“九年”這個時間標志。如果《舊唐書》也認為此事是發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麽這個“九年”就應該冠於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後。所以，這就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事極有可能發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資治通鑒》記載，從六月初一的“太白經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其間連續發生了張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齊王收買、陷害、斥逐、爭奪秦王府文臣武將的一系列事件；而後又是烏城戰報、齊王兼並秦王府將士、昆明池政變未遂等事件，繼而才有秦王府一幹心腹將吏力勸秦王動手的那一幕，最後才是玄武門的流血政變……在短短三四天之內居然發生了這麽多重大事件，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