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李建成“謀反”（第2/3頁）

說什麽也不能讓這兄弟仨呆在一起，否則他們準得鬧事。

李淵覺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這幾個小子分開，自己或許就能在這林木幽深、風景宜人的仁智宮過一個安心而清涼的夏天了。

可李淵並不知道，他的鑾駕剛出長安，有兩個東宮的軍官隨後就押著幾車物資悄悄離開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

他們是太子手下的郎將爾朱煥和校尉橋公山，車上裝的是一大批嶄新的盔甲。

二人奉太子之命，準備將盔甲運往慶州（今甘肅慶陽縣）交給都督楊文幹。

很顯然，這又是一次違規操作。就像前幾次一樣，李建成自以為這次私運兵器同樣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可他絕沒想到，他的一舉一動都沒有逃過秦王的眼睛。他更不會想到，這一次秦王會抓住這個把柄把他往死裏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淵駕臨仁智宮的同時，爾朱煥一行也走到了從長安到慶州途中的豳州。

而武德七年這場震驚朝野的“太子謀反”事件，就在這一刻東窗事發。

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爾朱煥和橋公山到達豳州後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地方官舉報，聲稱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將他們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宮。爾朱煥和橋公山隨即向李淵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準備與慶州都督楊文幹裏應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機發動兵變。

那一刻李淵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極度震驚並且滿腹狐疑的時候，又有一個叫杜鳳舉的人也從寧州（今甘肅寧縣）趕赴仁智宮告發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爾朱煥、橋公山如出一轍。

這個杜鳳舉是什麽角色，史書並無記載，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他和爾朱煥、橋公山的背後，一定有一種相同的力量在操縱，否則他們不太可能在同一時間發出對太子李建成同樣不利的指控。

面對這接踵而來的控告，李淵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個理由傳令太子到仁智宮面聖。無論太子謀反是真是假，李淵都必須在第一時間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詔後，李建成懵了。

出了什麽事？天子為何平白無故召自己上山？

此時的李建成並不知道爾朱煥等人不但已經把他賣了，而且還給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謀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應只能是——私運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發了。

私運盔甲雖然不是什麽死罪，但是這一次卻不太一樣。因為運送的目的地是慶州，而眾所周知的是，慶州都督楊文幹是東宮舊部、太子嫡系，李建成當初組建衛隊時就曾經從慶州暗中征調過一批將士。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極易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何況此前可達志的事情已經是一次嚴厲的教訓，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為震怒，否則也不會這麽急著召他去行宮。要知道，身為儲君卻暗中與地方將領交結，並且頻頻征調部隊、私運軍用物資，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個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將領，陰謀反叛。

想到這裏的時候，李建成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知道此刻的天子是否已經起了這樣的疑心，可他知道這種可能性絕對不會小。

怎麽辦？

幕僚們開始七嘴八舌地獻計。太子舍人徐師謨提議，幹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師占了。

這顯然是個餿主意，跟挖一個坑把自己埋了沒啥兩樣，所以李建成並未采納。

詹事主簿趙弘智則提出了一個比較理性的建議，他認為：太子應該貶損車服、摒棄隨從，獨自上山向皇帝請罪。李建成覺得事已至此，也只好這樣了，於是帶著東宮屬官前往仁智宮，在距行宮六十裏外的毛鴻賓堡命隨從們留下，然後帶著十余個侍衛上山。

一見到李淵，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極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資治通鑒》卷一九一）。可李淵卻一臉怒容，不為所動，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軟禁起來，當晚只給了他一碗麥飯充饑，並命殿中監陳福嚴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後，李淵立刻命司農卿宇文穎馳赴慶州，召楊文幹前來面聖，決定把案件查個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穎此行不但沒有召來楊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變。

史書沒有記載宇文穎到底跟楊文幹說了些什麽，《資治通鑒》只有這麽一句話：“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宇文穎“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實情還是謊言，但是卻不妨做一個推論，也就是說——究竟在什麽情況下，楊文幹才會不顧一切地悍然起兵？